秦始皇是秦朝第一世皇帝，那秦朝二世皇帝在位三年就覆灭，如此，秦朝覆灭是谁之过呢？

个人认为回答的最好的是唐代的诗人杜牧，他的《阿房宫赋》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文章通过对阿房宫兴建及其毁灭的描写，生动形象地总结了秦朝统治者骄奢亡国过程，让后人深思。

强大的秦帝国二世而亡，表面上亡于败家子胡亥之手，其实根子还在秦始皇身上。就像一棵大树，根子已经烂了，不管风大风小，这棵树早晚得倒，只是来得快与慢而已。

秦亡原因众说纷纭，说说个人一得之见，与感兴趣的朋友交流。

1、一人掌国，国只一人。

秦始皇身边的红人、方士卢生评价他：“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

这个靠炼丹药、找神仙、蒙骗为业的方士，真本事不见得有，看人倒是很有见地。

横扫六国后的秦始皇，心态已膨胀到极点：眼里心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笃信用严刑和杀戮，足以让天下人畏服；朝堂之上，博士用做摆设，御史不敢谏言，三公九卿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办事员，不用谋划国事，不用建言献策，只要奉诏办事即可。

吴越王钱镠说过：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

一人发号施令，群臣钳口噤声，国事朝政如何理顺摆平？

秦始皇极力想表现他的英明神武，实质上却是最大的愚蠢。

2、郡县虽好，操之过急。

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实行的都是封建制政体，依靠血缘关系来保持政权的稳固。封建制有个大缺陷，经历若干代之后，血缘越来越远，凝聚力就越来越低，容易形成分裂割据、尾大不掉的局面。

秦始皇大约是看到了这种弊端，他不想让朝廷对地方失控，不想若干代之后自己的子孙打来打去，所以强推利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可他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

一，郡县制是新东西，有一个逐渐为人们适应接受的过程。条件不成熟，靠镇压强制推行，必然引起反弹。即使秦民能接受，六国百姓绝不愿意接受。人心不服，容易生乱。

二，郡县制需要朝廷向各地派遣官吏和武装，保持地方安定。刚刚征服六国，秦王朝既没有那么多的能员干吏，也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貌似强大的帝国只是个空架子。因而六国烽烟一起，帝国大厦訇然倒塌。

3、昧于识人，留下隐患。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力不足）；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成服也（心悦诚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这是孟子说过的话，揭示的是人际关系中的普遍现象：靠强力难以收服人心，而强悍的帝王恰恰最迷信强权。

帝王强悍，身边的红人难有忠臣。忠臣或被杀了，或被贬了，或自己主动躲开了，留下来的多是贪恋荣华富贵，善于巧言媚上的一类人。

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规律，秦始皇和他的红人也上演了同样的戏码。

李斯：

李斯知识渊博，才智超群。他由楚入秦，经过三十多年宦海浮沉，从吕不韦相府的食客，一步步升迁，直至成为秦始皇最为信任的丞相。

李斯是能臣，却算不上秦始皇的忠臣。赵高一通威胁加利绣，他便与之同流合污，参与到沙丘之变的阴谋中，辜负了了秦始皇对他的知遇之恩。

李斯如果有忠臣的风骨，赵高的阴谋便不会得逞，也就不会有大秦帝国的二世而亡，这是秦始皇昧于识人留下的隐患。

赵高：

赵高父亲犯罪受宫刑，母亲没为官奴婢，兄弟都生于隐宫为宦官。秦始皇见赵高精明强干，通于狱法，把他提拔为中车府令。

赵高曾经犯重罪，由蒙毅按秦律查实审明，判处死刑。秦始皇不知搭错了哪根筋，不但赦免了赵高的死罪，恢复了他的中车府令职务，还让他兼任了符玺令，给他后来疯狂报复蒙氏兄弟，颠覆秦国江山提供了方便。

当初，若是按律诛杀赵高，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沙丘之变，这是秦始皇凌驾法律、昧于识人留下的大毒瘤。

胡亥：

秦始皇有十八个儿子，扶苏为长，胡亥最小。其他皇子或贤或不肖不得而知，起码据史料所载，扶苏有德有才，胡亥则溺爱乖戾不成器。

说胡亥不成器，并非空穴来风。

胡亥少年时，一次秦始皇赐宴皇子和群臣。皇子们先退席，见到大臣们的鞋子整齐地排列在殿外廊下，那些鞋子大多做工考究、样式漂亮。胡亥走过去，对着鞋子一通狂踩乱踹，他的皇兄们看得直皱眉，却无人敢阻止他。

都说“知子莫若父”，胡亥在秦始皇身边长大，这位皇父对小儿子的乖戾，即使未能亲见，也不见得没有耳闻，出于溺爱，出巡偏偏带着他，这就为秦室江山被颠覆埋下了祸患。

一个倚重了一生的大臣、一个亲手赦免了的阉宦、一个格外疼爱的小儿子，共同促成了“沙丘政变”，把这位一生叱咤风云的大皇帝，夹杂在几车臭鱼中一同运回了咸阳。4、体制健全，形同虚设。

在秦始皇的支持下，李斯为秦帝国设计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国家管理体系。中央政权有三公九卿制，地方政权有郡、县、乡、亭、里制。架构完整，层级鲜明。

体系虽好，但也有缺陷：一是虽有完备的体制，却没有足够的人才充实相应岗位；二是缺乏过硬的制约机制，上下层级的管理制约关系，往往因为权威人物的个人好恶遭到破坏，人治代替了法制。

尤其是上述第二点，在秦始皇身上体现的最为鲜明，于是终究酿成了大患。

赵高能死里逃生，官复原职，并进而兼掌符玺令，一定是逐步得宠于秦始皇。而皇上的身边人一旦得宠，常常具备了“一言升迁，一言杀人”的能力，他的权力边界就将无限扩大，成为谁也惹不起的人物。

赵高以一个小小的中车府令胆大包天，敢于策动沙丘政变，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按秦官制，赵高的官职是中车府令，他的顶头上司是太仆，太仆才有资格向丞相言事议事。

如果制度严格，赵高就没有机会游说李斯，加以危胁利诱；如果赵高不是皇上的红人，太仆则不可能不对赵高的行为加以约束。

有了这双重约束，赵高怎么敢私自篡改秦始皇的遗诏？

无论制度如何健全，只要受到人治的冲击，制度就必然变成了摆设，难以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