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回答的最好的是唐代的诗人杜牧,他的《阿房宫赋》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文章通过对阿房宫兴建及其毁灭的描写,生动形象地总结了秦朝统治者骄奢亡国过程,让后人深思。
强大的秦帝国二世而亡,表面上亡于败家子胡亥之手,其实根子还在秦始皇身上。就像一棵大树,根子已经烂了,不管风大风小,这棵树早晚得倒,只是来得快与慢而已。
秦亡原因众说纷纭,说说个人一得之见,与感兴趣的朋友交流。
1、一人掌国,国只一人。
秦始皇身边的红人、方士卢生评价他:“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
这个靠炼丹药、找神仙、蒙骗为业的方士,真本事不见得有,看人倒是很有见地。
横扫六国后的秦始皇,心态已膨胀到极点:眼里心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笃信用严刑和杀戮,足以让天下人畏服;朝堂之上,博士用做摆设,御史不敢谏言,三公九卿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办事员,不用谋划国事,不用建言献策,只要奉诏办事即可。
吴越王钱镠说过: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
一人发号施令,群臣钳口噤声,国事朝政如何理顺摆平?
秦始皇极力想表现他的英明神武,实质上却是最大的愚蠢。
2、郡县虽好,操之过急。
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实行的都是封建制政体,依靠血缘关系来保持政权的稳固。封建制有个大缺陷,经历若干代之后,血缘越来越远,凝聚力就越来越低,容易形成分裂割据、尾大不掉的局面。
秦始皇大约是看到了这种弊端,他不想让朝廷对地方失控,不想若干代之后自己的子孙打来打去,所以强推利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可他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
一,郡县制是新东西,有一个逐渐为人们适应接受的过程。条件不成熟,靠镇压强制推行,必然引起反弹。即使秦民能接受,六国百姓绝不愿意接受。人心不服,容易生乱。
二,郡县制需要朝廷向各地派遣官吏和武装,保持地方安定。刚刚征服六国,秦王朝既没有那么多的能员干吏,也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貌似强大的帝国只是个空架子。因而六国烽烟一起,帝国大厦訇然倒塌。
3、昧于识人,留下隐患。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力不足);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成服也(心悦诚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这是孟子说过的话,揭示的是人际关系中的普遍现象:靠强力难以收服人心,而强悍的帝王恰恰最迷信强权。
帝王强悍,身边的红人难有忠臣。忠臣或被杀了,或被贬了,或自己主动躲开了,留下来的多是贪恋荣华富贵,善于巧言媚上的一类人。
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规律,秦始皇和他的红人也上演了同样的戏码。
李斯:
李斯知识渊博,才智超群。他由楚入秦,经过三十多年宦海浮沉,从吕不韦相府的食客,一步步升迁,直至成为秦始皇最为信任的丞相。
李斯是能臣,却算不上秦始皇的忠臣。赵高一通威胁加利绣,他便与之同流合污,参与到沙丘之变的阴谋中,辜负了了秦始皇对他的知遇之恩。
李斯如果有忠臣的风骨,赵高的阴谋便不会得逞,也就不会有大秦帝国的二世而亡,这是秦始皇昧于识人留下的隐患。
赵高:
赵高父亲犯罪受宫刑,母亲没为官奴婢,兄弟都生于隐宫为宦官。秦始皇见赵高精明强干,通于狱法,把他提拔为中车府令。
赵高曾经犯重罪,由蒙毅按秦律查实审明,判处死刑。秦始皇不知搭错了哪根筋,不但赦免了赵高的死罪,恢复了他的中车府令职务,还让他兼任了符玺令,给他后来疯狂报复蒙氏兄弟,颠覆秦国江山提供了方便。
当初,若是按律诛杀赵高,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沙丘之变,这是秦始皇凌驾法律、昧于识人留下的大毒瘤。
胡亥:
秦始皇有十八个儿子,扶苏为长,胡亥最小。其他皇子或贤或不肖不得而知,起码据史料所载,扶苏有德有才,胡亥则溺爱乖戾不成器。
说胡亥不成器,并非空穴来风。
胡亥少年时,一次秦始皇赐宴皇子和群臣。皇子们先退席,见到大臣们的鞋子整齐地排列在殿外廊下,那些鞋子大多做工考究、样式漂亮。胡亥走过去,对着鞋子一通狂踩乱踹,他的皇兄们看得直皱眉,却无人敢阻止他。
都说“知子莫若父”,胡亥在秦始皇身边长大,这位皇父对小儿子的乖戾,即使未能亲见,也不见得没有耳闻,出于溺爱,出巡偏偏带着他,这就为秦室江山被颠覆埋下了祸患。
一个倚重了一生的大臣、一个亲手赦免了的阉宦、一个格外疼爱的小儿子,共同促成了“沙丘政变”,把这位一生叱咤风云的大皇帝,夹杂在几车臭鱼中一同运回了咸阳。4、体制健全,形同虚设。
在秦始皇的支持下,李斯为秦帝国设计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国家管理体系。中央政权有三公九卿制,地方政权有郡、县、乡、亭、里制。架构完整,层级鲜明。
体系虽好,但也有缺陷:一是虽有完备的体制,却没有足够的人才充实相应岗位;二是缺乏过硬的制约机制,上下层级的管理制约关系,往往因为权威人物的个人好恶遭到破坏,人治代替了法制。
尤其是上述第二点,在秦始皇身上体现的最为鲜明,于是终究酿成了大患。
赵高能死里逃生,官复原职,并进而兼掌符玺令,一定是逐步得宠于秦始皇。而皇上的身边人一旦得宠,常常具备了“一言升迁,一言杀人”的能力,他的权力边界就将无限扩大,成为谁也惹不起的人物。
赵高以一个小小的中车府令胆大包天,敢于策动沙丘政变,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按秦官制,赵高的官职是中车府令,他的顶头上司是太仆,太仆才有资格向丞相言事议事。
如果制度严格,赵高就没有机会游说李斯,加以危胁利诱;如果赵高不是皇上的红人,太仆则不可能不对赵高的行为加以约束。
有了这双重约束,赵高怎么敢私自篡改秦始皇的遗诏?
无论制度如何健全,只要受到人治的冲击,制度就必然变成了摆设,难以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