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的魏武卒与司马错的秦锐士哪个更胜一筹？

先来说一说，双方的创始人，吴起与司马错。
吴起（公元前440-前381年），战国初期人物，强魏扶楚和变法等等。
司马错（大致活动在公元前316-前280年），战国中期人物，灭蜀国，伐楚国。
再来比较

关于这个问题，《荀子》中已有了公认的论断：“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这既是实战得出的结论，更有其客观的原因。

一、秦锐士可视为魏武卒的升级版

魏武卒是战国初期由军事天才吴起创立的，其人员标准为：身穿从头到脚的制式装甲，手持长戟、腰挂铁剑、身背强弩以及50支箭；出战时，随身携带三天军粮，在全身负重约50斤的情况下，能在半天内急行军100里。这种标准化的重装步兵，在春秋战国之交战，堪称领先各国的跨时代变革，成为魏国称雄天下的武力保证。

而秦锐士，比魏武卒的诞生晚了将近百年，是随着战国争霸的展开、在军事技术与制度不断进步的基础上应运而成的，天生就具有后发优势。比如，秦锐士的负重比魏武卒多了30多斤，同时还要考核使用各种武器的搏击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与魏武卒相比，标准更高、更加专业化。

用现在的语言来描写二者的差距的话，可以把秦锐士视为魏武卒的2.0版本。

二、支撑军事的是背后的国力

同为农耕为主的诸侯国，战国时期各国的比拼，说到底还是看综合国力。战国初期，魏国的一枝独秀，建立在其继承自春秋霸主晋国衣钵的基础上：地处华夏民族发源地的中原地区，千里沃野、物产丰富；同时，魏文侯又任用法家的先行者李悝，进行了取消贵族世袭制、鼓励农耕、解放生产力的一系列变法，使魏国的实力进一步领先各国一个身位。

而秦锐士的创立，是在商鞅变法之后，以农战为立国之本的秦国，国力早已领先崤山以东各诸侯。再加上陆续夺回河西地区、抢占富饶的巴蜀，此消彼长之际，秦国以战养战，国力与军力同步滚雪球式的增长。

三、秦国先进的军功制度

商鞅变法带给秦国脱胎换骨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法制、国家管理体系上，军事改革更是家思想的重要基因。

首先，在商鞅的制度下，秦国所有人的功名爵位，只能通过种地和打仗获得，其他的上升渠道基本被堵死；

其次，细致到恐怖的军队管理及爵位提升制度。秦军推行了连坐制，在战场上，逃跑退缩面临的结果，比战死还要恐怖；每场战斗，对于各级将士的斩首数量都有着具体的要求，举例：攻城战斩首数量必须8000颗，野战2000颗，达到此要求所有人员才能升迁；带领五个人的屯长、带领一百人的将，在战斗中如果不能亲自获得首级，他们自己将要被杀......

第三，完善的制度监督保障。秦军的军功体系极端完善，举两个例子：每个在战场上丢掉性命的士兵，他的功劳都会如实被其家属继承；为了避免冒领、用平民人头冒充敌人等行为，秦军在战斗结束后，会将所有人取得的首级公示三天，无异议后才按质按量行赏。

所以，秦国的虎狼之师，是被严苛军事制度逼出来的，也是功名诱惑而来的。作为秦军的精锐，秦锐士的作战动力，势必会更加恐怖。

四、人才因素

魏文侯死后，魏国的贵族政治卷土重来，并占据了统治地位；原本领先于各国的人才资源，一直处于不断流失的状态，政治家商鞅、范雎，军事家吴起、孙膑、乐毅，无一不是自魏国出走他国。带着魏武卒走向衰落的庞涓，正是逼走孙膑的罪魁祸首。

而秦国则完全相反，原本贵族的特权被取消殆尽，只要能为国立功，无论什么出身、来自任何地方，都能在秦国获得高官厚禄；而且在完善的监督机制下，其奖惩制度极其公正公平，这就是为何秦国百余年间在各领域一直人人济济、毫无断层的原因。

总之，秦锐士对魏武卒的碾压，既有时代的因素，更有制度及国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