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哪个派别 蔡元培是近代的吗
今天给各位分享蔡元培哪个派别的知识，其中也会对蔡元培是近代的吗进行解释。本文目录一览：
1、旧红学有哪些派别
2、请问有谁知道红学界现分为几派？
3、五四时期,北大的"五
今天给各位分享蔡元培哪个派别的知识，其中也会对蔡元培是近代的吗进行解释。
本文目录一览： 1、旧红学有哪些派别 2、请问有谁知道红学界现分为几派？ 3、五四时期,北大的"五马",'四陈",''三沈","二周"都指哪些人? 4、红学研究的具体流派 5、谈谈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方法 6、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形成背景和影响 旧红学有哪些派别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红学，至少在乾隆18年（1753年）就开始了。红学家们以五四运动为界线，将红学分为新红学和旧红学。
旧红学主要派别评点派：中国文学史的评点派起源于明代中叶。金圣叹批《水浒传》、毛宗批《三国演义》、张竹坡批《西游记》等，后来竟成了一个固定格式，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批的眉批、夹批、批注等。
脂砚斋是最早学金圣叹而对《石头记》（《红楼梦》）加以评点的评论家，他写下大量评点式评语，因而使《石头记》获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专有名称。脂砚斋的批语随《红楼梦》抄本的正文保留下来。
索隐派：索隐派又称政治索隐派。所谓索隐即透过字面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索隐派在乾嘉时期经学考据风的影响下，形成一种学派。索隐派的主要手段是大作繁琐的考证，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
索隐派的开山鼻祖当推周春（1729-1815）。周春认为《红楼梦》为“叙金陵张候家事也”，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不大。索隐派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观点有“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性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亦称福临与小宛情事说），“排满说”等。
题咏派：题咏派着眼于书中人物之悲欢离合，从而寄其羡慕或感概之情。题咏派的诗词、赋、赞，有的抒发“荣华易逝人生如梦”的人生观，渗透着佛家的“色空”观念和“梦幻”思想；有的抓住书中“风月繁华”和“爱情故事”大肆渲染所谓“繁华”之景和“香艳”之情，吐露出一种仰慕、一种思绪。
王国维：旧红学家中，有一位既不是评点派，也不是索隐派、题咏派，而是自成一派的，他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之艺术价值的红学家。王国维首先建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其次他提出辩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使红学的研究能脱离旧红学的猜谜式的附会。
新红学主要派别及思潮考证派：新红学的主要人物是胡适。他在1921年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次年，又写了《跋红楼梦考证》。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胡适的‘考证’给《红楼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胡适彻底抨击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
他在第一篇文章中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所谓需要做考证的“两个问题”，指的是作者和版本，这就是胡适为《红楼梦》考证界定的对象和范围。
三、四十年代：上世纪30年代，红学渐渐跳出了胡适的“考证”、“著者”、“本子”之类的小圈子，不少研究者另辟蹊径，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对《红楼梦》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点、人物形象加以探讨。40年代，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人物形象、心理状态分析之上。40年代末，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一部对于《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在“红学史上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对脂批给予重视”。
“批红运动” ：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随即展开了对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的批判。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新老红学的诸多观点都受到了批判。1953年至1963年间，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是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时期，主要标志是举办了“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纪念展览会”。
红学现状：1976年以后，红学研究的内容愈来愈广泛，分工愈来愈细，人们对红学的概念亦进行了重新认识。周汝昌提出“现学”“脂学”“版本学”和“探佚学”是红学中“四大支柱”。多数红学家主张将红学分为“曹学（外学）”和“红学（内学）”。“曹学”研究曹雪芹的家世、传记、文物等：“红学”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思想内容、人物创造、艺术成就、成书过程等。
请问有谁知道红学界现分为几派？二百多年来，红学产生了许多流派，有评点、评论、题咏、索隐、考证等。以考证派代表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出现为界，一般又划分为旧红学和新红学。旧红学比较重要的流派是评点派和索隐派。评点派的代表人物是清代的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等人，他们主要采用圈点、加评语等形式，对经过了程伟元、高鹗续补的120回本《红楼梦》进行评点。索隐派盛行于清末民初，主要是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比附《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故事，其代表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至今仍不断有这一类的著作问世。考证派则注重搜集有关《红楼梦》作者家世、生平的史料和对版本的考订，重要著作繁多，除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之外，还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等等。此外，还有不少红学家从《红楼梦》本身出发，研究它的写作方法、文学特色、思想意义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运用西方哲学理论对《红楼梦》进行全面评论，在红学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部著作。
新红学时期的评著，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索隐派的著作，如1925阚铎《红楼梦抉微》、1927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考证》、1934年景梅九《石头记真谛》等，这是第一个研究时期索隐派的继续和恶性发展。但由于新红学的声势很大，故索隐派著作的影响日益缩小。第二类是考证性质的著作，如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和1928年《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和1952年《红楼梦研究》、1953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等，其中以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最早、影响最大，它们的成绩在于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等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考证，对“旧红学”的谬误进行过一些批判，但在考证研究中散布了唯心主义思想观点和实用主义烦琐考证的治学方法，成了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唯心论的主要对象。第三类是评论性质的著作，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史的历史的变迁》及其他文章中，对《红楼梦》提出了许多卓越的精辟见解，此外，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等，都是有成就的著作。
当代红学时期，从1954年《文史哲》9月号发表李希凡、蓝翎二人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其它》和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开始，对俞平伯二书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直至现在。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号召开展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支持了李、蓝两个“小人物”。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斗争，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红楼梦》研究的范围。这一时期的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何其芳《论红楼梦》、周汝昌《曹雪芹》、冯其庸《梦边集》、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刘梦溪《红楼梦新论》、张绵池《红楼十二论》、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白盾《红楼梦新评》、胡文彬、周雷《红学丛谭》、周中明《红楼梦语言艺术》、舒芜《说梦录》、林冠夫《红楼梦纵横谈》、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吕启祥《红楼梦论集》、王朝闻《论凤姐》、陈诏、孙逊《红楼梦与金瓶梅》、邓云乡《红楼梦识小录》及《红楼梦导读》等等。如想进一步了解《红楼梦》研究史的情况可阅读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和《续稿》以及韩进廉《红学史稿》。
五四时期,北大的"五马",'四陈",''三沈","二周"都指哪些人?
1、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和马廉
2、四陈：陈独秀、陈寅恪、陈垣、陈启修
3、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
4、二周：周树人和周作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日渐增长。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扩展资料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是一次自觉发动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便充分显示出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认为当时对暴力革命的绝对化，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破坏而非建设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五一，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马裕藻
百度百科-沈尹默
百度百科-五四运动
红学研究的具体流派1，红学评点派。 以评点方式对红楼梦的写作特点，艺术成就进行评论。早期评点派多用评语方式和批语方式进行评论，用语简洁。后期多用分析式与解析式进行长篇大论的评析。 代表人物有: 脂砚斋、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王雪香、张新之、姚燮、王伯沆等。
2，红学索隐派。多以凭主观想象，对红楼梦写作主旨进行武断性的猜测。代表人物有: 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刘心武等。
上述两派是旧红学时期盛行的流派。
3，实证研究派（新红学派），以史料为依据，对红楼梦作者、写作背景进行考证和研究，在学术上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提出），其代表人物是胡适、张爱玲、俞平伯、王国维、周汝昌、冯其庸等。
4，新红学修正派。该派认为红学研究不是市民文化，而是精英文化，它不需要哗众取宠，而是要深入研究问题。红学研究的真价值是在它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态度。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新观点的提出，就应该对过时的观点与错误的观点进行修正，只有不断的修正，才会有不断的进步，才会有正确的认识。其代表人物有齐斋、陈维昭等。
谈谈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方法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大胆改革，勇于实践，发表了大量的教育论著，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教育思想至今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主要包括“五育”教育、女权与平民教育和教育独立以及“自由思想，兼容并包”三方面。
一、从“五育”并举方针到健全人格教育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 因为它决定我们用什么去培养和怎么去培养。在这一问题上，蔡元培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造就具有健全人格的个人。健全人格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人格”是他要培养的 “自由、 民主、 平等” 社会新人的目标。他早在1902年《师范学会章程》中就提出教育的宗旨就是“使被教者传布普通之知识，陶铸文明之人格”。[1]1912年2月，他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今后之教育方针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等五项。前三者为隶属政治之教育，后两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
（一）隶属政治之教育
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到，“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2]他把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教育三者看成隶属于政治之教育。
1.军国民主义教育
军国民主义教育要求注重军事，发展军事体育。他认为军国民教育不是理想社会的教育，与社会主义相背驰。他认为当时我国“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为了更好地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必须要采用武力自卫。[3]从国内情况来看，为了打破封建军阀拥兵妄为的局面，就要“行举国皆兵之制”，以“以平均其势力”，因此也要进行军国民教育。他认为体育是培养“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重要环节，后来把军事体育推广成为了普通体育。
2.实利主义教育
实力主义教育要求注重实业，发展智育。“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是对我国当时情况的描述，而实利主义教育则是改变这一现状的路径之一。实业主义教育主要是传授各种文化科学知识，发展实业的知识技能，它可以“补自存力之不足”。进行实业主义教育，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财力，使我国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公民道德教育
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蔡元培认为军国民主义与实利主义教育都是“富国强兵”主义，但是“兵强可以变成私斗，溢为侵略；国富不免智欺愚，强凌弱，而演成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者血战的惨剧。”[4]因此，除了前两者还要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他将法国革命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道德的要旨，将其定为“一切道德的根源”。他提倡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这种道德观念与封建论理道德观念是相对抗的，并企图通过这种公民道德教育使人们在封建道德理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二）超轶政治之教育
与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教育不同，蔡元培把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看成是超轶政治之教育，并认为美育是由现象世界进到实体世界的“津梁”。对于前清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这两条蔡元培持否定态度，他主张用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来替代，从而打破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两条不可动摇的信条。
1.世界观教育
世界观教育属于实体世界, 是“超轶乎政治的”。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说“至于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5]他提出的教育世界观是要用思想自由来取代原有的思想专制，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去打破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他认为培养人超轶乎现世之观念，达于实体世界之最高精神境界是世界观教育的主要任务，而其中的主要障碍为“人我之差别”以及“幸福之营求事也”这两种意识。通过世界观教育，人们就可以攻克这两种意识二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人生也将因此变得更有价值。蔡元培不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倡世界观教育，并认为世界观教育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2.美感教育
美感教育亦称美育。蔡元培是我国把美学伦理应用于教育的第一人，是美感教育的首倡者。对于上述提及的世界观教育，他认为其鹄的只有美感教育才可以达到，因此他特别重视美感教育。“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益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 [6]他指出，引导人们从现象世界过渡到实体世界不能用“旦旦而聒之”的方式，也不是“枯槁单简之言说”就能实现的。只有通过美感教育，才能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成为可能。
对于这五项方针的重要性，蔡元培认为“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 [7]这种五育并举的新教育制度，不仅在教育领域，而且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都对封建专制主义起了积极的冲击作用，它有力地打破了封建主义“忠君”、“尊孔”对人们长期的束缚，有利于促进人们思想和个性的解放，是蔡元培进行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谋求建立近代中国教育体制的理论基础。1912年5月，他在参议院发表演说时进一步阐明：“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 [8]正式提出养成健全人格的培养目标。1915年，他在《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中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1917年1月，他又指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次在智育，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9]1919年2月，蔡元培在《教育之对待的发展》一文中再次提出：“盖群性个性的发展，相反而适以相成，是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 [10]在管理学校的实践中，他也很注重人格陶冶，并以自己高尚的人格作为模范，造就了一代了，影响了几代人。
蔡元培以健全人格为宗旨的教育思想，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但这些表述都是围绕着同一基本内涵的，可归纳为三方面：第一，健全人格是德、智、体、美四方面的和谐发展，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就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不可偏废的发展；第二，健全人格是身心两方面的协调统一，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必须是促进身心两方面平衡发展的教育；第三，培养健全人格是个性与群性的统一，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必须是促进个性和群性协调发展的教育。[11]
（三）提倡“尚自然，展个性”
除了提出五育并举的新教育思想，蔡元培还提倡“尚自然、 展个性” 的教育理念，这与他倡导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民主社会建设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具有健全独立人格的个体需要靠提倡“尚自然、 展个性” 的教育来造就。它是蔡元培针对封建教育无视学生的特点，违反自然， 压抑、禁锢、束缚个性而提出的教育主张。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且是通过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来实现的。个人的发展、个人的幸福和个人的自由都有着“独立向善”的价值。蔡元培认为教育要顺应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实际，指出“守成法”与“尚自然”、“求划一”与“展个性”是新旧教育的分水岭。他说教育者应“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 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支持从尚自然、个性的教育。为了促使学生个性的发展，他在教学方法上摒弃注入式教学方法，重视启发式教学法，在教学中提倡学生自动、自学、自己研究的方法。个人的正常健康发展或自由发展会给人类的发展提供最丰富生动的动力和源泉，每个人在发展的交互作用中人生将会获得应有的意义和价值。一个社会有以个人为本位、为目的，为每个个体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尽可能地提供最佳条件，
这个社会才能在整体上大踏步地前进。
二、由倡导女权说开的平民教育
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方针并倡导健全人格的教育，为教育的目标以及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方向。但由于封建社会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存在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广大妇女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另外，由于教育制度的缺失，使得旧式书院和官办大学盛行，只有少数特殊的人才能入学学习，大部分人都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蔡元培倡导女权、提倡平民教育的主张使这些情况得到了改善。
（一） 倡导女权
蔡元培是倡导女权的资产阶级先觉者之一，反对男尊女悲，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是他的一贯思想。1901年蔡元培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在那时他就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提倡女权。在中国两千余年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统治下，最大的受害者是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反封建礼教和旧道德的文化革命，促进了思想的大解放，其中妇女的解放成为人们所最迫切关心的问题之一。蔡元培看到当时的中国社会，妇女的确是受到了压迫，特别是思想方面。他认为中国社会要有大改革，则女权必须扩张。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顶住社会上封建实力的压力，在巩固已经取得改革成果的同时，继续采取了一些革新的措施，教育上也继续革新主张，其中包括提倡女子教育，这是对倡导女权的再度深化。
1912年，他任教育总长时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指出：“教育普及者，人人受同等之教育”，“男子与女子同系国民”，权利与义务应当平等。[12]他认为女子只有到学校接受教育，拥有独立的人格以及属于自己的职业，能够养活自己，做到不依赖男子，才有可能争取男女平等。他参与创办并始终支持的爱国女学校便是我国一所最早以灌输革命思想为宗旨的女校。他在这所学校不取贤妻良母的教育，而以培养从事革命之女性为目的，使学生具有勇敢的献身革命精神。他还主张，女子除了与男子一样，也要受德、智、体等教育以外，还积极主张女子参政，并参加了当时各界人士争取女子参权的斗争，这从根本上为女性的解放以及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扫除了思想障碍。
（二）提倡平民教育
蔡元培民主思想的精华为人人平等，它是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的理论基石。作为一名教育家，蔡元培极为重视人才的培养，他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积弱以及科技的落后是教育不普及以致于人才缺乏的结果。鉴于西方各国特别是法国有所谓的平民大学，其大学教员组织的夜间讲演，不管是谁都可以入校听讲，不受年龄以及贫富的影响，“以济教育之不平，而期于普及”。[13]而这些国家文化科学进步，国民教育发达正是教育普及的结果，因而他主张教育平等，极力提倡平民教育。“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
为了教育的普及，他极力提倡社会教育，在拟定教育部官制时，创设了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使社会教育第一次在教育行政上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另外，他支持开设平民学校，并且直接创办或经他支持设立了许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特别是在对北大的改革和整顿中，也同样贯彻了这种平民教育思想。
他首先对北大的招生制度进行改革。过去京师大学堂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北大的学生都是从这种“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具备真才实学的学生没有多少。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后，让成绩优秀的平民子女进入大学学习，把培养人才的视野放在成绩优秀的平民身上。另外，他设立了旁听生制度，使得没钱上学的青年也有机会到大学学习知识。在北京大学的带动下，五四运动以后，北京以及全国各地陆续办起了许多工人夜校，这种教育的普及，显示了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进步。
蔡元培重视社会教育的思想影响着他的学生。一些思想活跃的北大学生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向社会各界直接宣传新思想。1919年3月23日，讲演团发起成立。对于这一新生事物，蔡元培曾予以高度评价：“国家办教育，人才与财力均难，平民学校不费特别的人才与财力，而可大收教育之效，故是一件很好的事。又有平民讲演，用讲演的形式与平民以知识，也是一件好事。” [14]由此可见，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不仅培养和唤起了平民觉悟，增进民众知识，而且通过学校与社会的结合促使学生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
三、主张教育独立，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路
实行“五育”并举方针，提倡健全人格教育，倡导女权，提倡平民教育都推动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它影响着个人的教育以及所有平民的教育。然而，这些教育的实现均是在军阀政客的统治之下。教育界为发对军阀政客对教育事业的摧残，出现了一种教育独立思潮。教育独立的提倡，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推行打下了基础。
（一）主张教育独立
蔡元培一贯认为，教育着崇高的目的，教育应当脱离政党的控制和宗教的影响而独立，这是他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张。所谓教育独立是指教育超然于政治，超然于教会，主张教育脱离政党、脱离教会而独立，要求把教育事业完全交给教育家办理。[15]民国元年他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出政教分离，教育应立于政潮之外，反对君主时代下用一个人或一部分人主义奴役受教育者以供驱使的教育方针。五四时期，虽然罢课罢教这种极端的手段他不赞成，但是对争取教育独立是完全支持的。[16]1922年2月，他在为教育独立运动写的《教育独立议》一文德后一部分提出了实现教育独立的具体方案，其基本思想和主张如下：
首先，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其人格，于人类进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供抱3有他种目的的人去使用的；
其次，教育应完全脱离政党的控制。教育是要个性和群性平均发展的，而政党则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如果把教育权利教给政党，教育方针也要随着改变，那么教育就没有成效了。
另外，从教育和宗教的关系上讲，教育是进步的，学术总是后胜于前，因为后人实在前人的成绩基础上前进的；而教会则是保守的，如果把教育权教给教会，那么教育便不能有绝对的自由。[17]他主张的教育是，“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之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都由大学办理”，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排斥宗教势力介入教育等。教育独立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潮，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在文化教育领域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教育独立的主张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深受十九世纪初期柏林大学的创设者冯波德和那个时代其他一些大学者的影响，蔡元培主张学术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聚集人才，以求学术的发展。
1.鼓励学术研究
蔡元培在执掌北大的时候，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允许各种学术派别自由发展，允许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在大学任教。他十分重视和爱惜人才。对于人才，他最看重的是有无专门的学问，至于个人政治见解和政治倾向，只要不影响他所讲授的课程，就不以作为取舍的标准。一方面他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另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 的学者， 如辜鸿铭、 刘师培、 黄侃等等。[18]当然，提倡兼并包不是主张无原则的混合杂凑，蔡元培始终坚持革新进步，不赞成因循守旧，尤其是反对复辟倒退。他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时很有分寸，尊重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但没有将那些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毫无常识的丹田术等包含在内。
除了重视优秀教育者的招揽，为了鼓励和提倡学术研究，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蔡元培领导和协助北京大学创办了各种学术团体和社会团体。比如根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研究阐发中西学术的学术性刊物《北京大学月刊》。
2.反对尊孔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历史上反对尊孔迷信的先驱者之一。他反对封建复古主义者提出的“定孔教为国教”的荒谬主张，认为它与思想和信仰自由根本相背离。1912年他任教育总长时就对尊孔提出反对，在教育宗旨中废除了尊孔的条文。经受了辛亥革命的民主洗礼，两次留学欧洲，前后共达八年的期间他系统的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熏陶，对封建复古势力在社会上的兴风作浪极为反感。1916年他从欧洲回国后不久，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发表演说“力斥提倡孔教之妄说”。
蔡元培在执管北京大学的过程中，采取了民主主义的办学方针，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种做法虽然为封建文化留有余地，但却为新文化的传播打开了大门。反对尊孔，并不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相矛盾，相反的，反对尊孔为思想的交流提供了更好地平台。另外，尊孔思想属于思想上的因循守旧，不符合兼容并包得范畴，因而反对尊孔是对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方针的贯彻。
从“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到健全人格的教育，体现了对所培养人才素质的要求，从倡导女权到平民教育，则进一步将全面的人才教育在全国铺张开来。然而，如果教育无法独立，则前面所述的教育目标没办法顺利彻底地得以实施，于是教育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应运而生。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不仅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在教育发展面临发展和机遇并存的当代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形成背景和影响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崇尚自由、民主和科学是其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这一基本精神,贯穿了蔡元培的全部教育思想,包括他的高等教育办学思想。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时所采取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是其教育思想在高等教育办学方面的集中表达,亦是蔡元培对大学的理解。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并进一步加以解释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1]。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大学,而且是客观事物普遍的规律。他的这种观点,既包含了我国古代哲学中“和”的辩证思想,也符合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当时不仅为社会各种进步思潮提供了自由讨论、传播的场所和机会,而且就高等教育办学而言,亦具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价值。大学既是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和科学创新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科学和文化创新来推动社会进步是大学的基本社会职能。如果大学思想活跃,人人都可以在一种宽松的环境中自由地进行思考和探究,那么科学和文化就会日新月异,整个社会也充满活力;反之,如果大学弥漫陈腐之气,到处是千人一面的思想和方法的因袭与复制,稍有创新即视为异端,则文化和科学就会受到压抑和摧残,社会发展就会受到阻碍。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此类例证屡见不鲜。
蔡元培强调大学的研究工作,认为这是大学区别于中小学和高等职业学校的一个根本特性。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他提出自己对“大学”的解释:“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2]。1912年,他在担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之初,就亲自起草并颁布《大学令》,提出“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招收大学各科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为“大学院生”,规定“大学院生在院研究,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经大学评议会及该生所属某科之教授会认为合格者,得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3]。这些改革,奠定了我国现代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工作的基础。大学之不同于中小学,一个重要特性就是研究工作在大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的职能为大学独有,是由大学在社会文化和科学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学术研究的水平代表了一所大学的发展水平。大学给学生提供的不仅仅是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大学教师如果没有不断创新的学术研究,那么他的教学不可能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大学的研究工作做不好,其教学工作发展也就不会有后劲。因此,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切实加强学生的基本理论学习,他没有简单地就教学论教学,而是在加强教学管理的同时特别强调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在他看来,教师如果不从事科学研究,就难免陷入抄发讲义、不求上进的状态[4]。北京大学能够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与当初蔡元培提倡“研究高深学问”,鼓励“有新发明之学理”,并努力创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是分不开的。强调大学的研究性质,并非意味着所有高等院校都要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相反,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应当是多种层次、多种门类、多种体制的,这样才能在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下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人才。1917年,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会上提出改革高等教育的议案,主张按文理科和应用学科来分别设置高等学校。他用“治学”和“治术”来区别当时的两类高等学校,认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5]。在他看来,大学是培养学者,全面提高人的学术素养的,而高等专门学校则是造就高等职业技术人才。对这两类不同培养目标的高等学校,蔡元培主张应有不同的办学方式。在大学,应当引聘终身研究学问的学者为师,以全面培养学生成为研究型人才;在高等专门学校,则应当重视实际操作练习,并可以延聘技师、管理人员等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进行相关教学。在回答周春岳对大学改制的异议时,蔡元培作出这样的解释:“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以此等性质之差异,而一谓之‘大’,一谓之‘高’,取其易于识别,无他意也。” [6]可见,他是将这两类学校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上的。蔡元培提出分设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的主张,主要是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模式,而该模式在德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美国在20世纪初也明确划分出“研究型大学”这一类高等教育机构,英国近年来则明确提出“研究主导型”和“教学主导型”的大学分流[7],其目的都是为大学多种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提供管理机制上的保障。
蔡元培提倡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不仅意味着容忍在大学讲坛上百家争鸣,而且包含了学校在管理上不过度干预的思想。他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包容了各种学派的学者,甚至同一门课有时由不同学派的教师同时来讲,譬如旧派的黄侃和新派的钱玄同就同教文字学。学校并不因学派迥异而废其一,不干预他们采取各自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学生也往往两边都听,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教师聘任和管理方面,蔡元培主张“人才主义”,打破年龄和资格的限制。当时北京大学教授的平均年龄才30多岁,李大钊、胡适等20多岁就当了教授。对学有专长者,他不论其信仰和派别,不求全责备,专用其一技之长。如延聘的辜鸿铭戴瓜皮小帽,拖长辫,但英语极好;刘师培曾是替袁世凯称帝效力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但经学、文史都好,他们均能在北京大学各显所长。对那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包括那些混饭吃的洋教员,蔡元培都坚决辞退。为此,英国公使朱尔典曾出面交涉,甚至告到教育部,蔡元培也不为所动[8]。他在北京大学实行专家治校,成立教授会。这种民主的管理体制,不仅在破除学术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学校各项工作的效率。蔡元培十分重视学生在大学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在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欢迎蔡元培回任校长的欢迎会上,他说从“五四”运动等爱国运动中看出了学生的自治能力,认为学生“但能在校中保持这种自治的能力,管理上就不成问题。能发展这种自动精神,学问上除得几个积学的教员随时指导,有图书仪器足供参考试验外,没有什么别的需要”[9]。蔡元培还特别注意管理上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他致力于完善学校内部民主决策组织和制度,其意在“任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像德国大学那样一年换一个校长,也能保证“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 。
总之,蔡元培的高等教育办学思想十分丰富,窥其一斑,足可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