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称奴才？没这事。汉臣是没资格自称奴才的。清代臣子自称“奴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和皇帝攀关系，但又不能攀附亲戚关系，脑袋不够砍的，所以只能放低自己的身段，以自轻甚至可以说

全自称奴才？没这事。汉臣是没资格自称奴才的。清代臣子自称“奴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和皇帝攀关系，但又不能攀附亲戚关系，脑袋不够砍的，所以只能放低自己的身段，以自轻甚至可以说是自黑的称谓来讨好、提醒皇帝说，你别拿我当外人，我就是你族内的属人呦，鞍前马后甘听使唤还绝对忠诚的那种。

如果是和珅自称奴才的话，乾隆不以为意，正常的，但如果换成纪晓岚自称奴才，皇帝能把他一脚踹飞，因为纪晓岚根本没有资格自称奴才，更何况乾隆帝一直都是拿他当做戏子一般的人物看待，如果没有刘统勋的推荐，纪晓岚会在新疆扎根一辈子。

虽然清代自称奴才的官员很多，但并不是谁都有资格自称“奴才”的，偶尔也有几个数典忘祖的汉臣非要舔着脸自称奴才，但几代皇帝都会表示斥责，赶上皇帝心情不好还可能搞个内部传阅，狠刹“攀附”风，奴才的地位很高么？不一定，这样以奴才自黑的目的只是拉近与皇帝关系，与官阶没什么关系。

奴才这词的特殊用途

为什么说特殊呢？因为汉地虽然也有“奴才”一词，但一般是指诸如签了卖身契，没有人身自由，属于主人私产，或说主人附庸品的那种人。

而奇怪的是，在汉族语言习惯中被视为最低贱阶层的“奴才”二字，在清朝却比比皆是，很多满洲大臣都自称奴才，并籍此在汉臣面前洋洋得意，在他们看来，这是无上的荣耀。

这种事是如何发生的呢？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必然有相应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也可以说是满洲族入关前的体制造成的，明末清初时期，后金（大清）可以说是领主制，也有人称之为庄园奴隶制，奴才一词。

“奴才”一词带有的最大意味仅仅是个提醒而已，提醒谁？皇帝。提醒什么？我是你族内的亲近人。

如上是起始，截止于何时呢？如果按意识形态算的话，直至清朝灭亡，这种习惯，这种优势心理一直都在。

官迷们为何会有这种“攀附”心理呢？

当然是眼红喽~清代皇帝效法汉武帝的路数，也就是所谓的侍中、侍卫提干，这都属于近臣，比如卫青、霍去病、李广。

以乾隆朝满汉红人举几个栗子：

和珅就是奴才的典范，由一个三等侍卫，一旦被皇帝看重，3年副都统，4年次长，时隔两个月进入清廷最高军政机构军机处，当时多大呢？26岁！就这还是加上了和珅初期默默无闻的那段时间。这种待遇，这种提拔速度是汉臣做梦都不敢想的，谁能有这待遇，把自家房点了当高香烧都成。

和珅并非个例，袭承不提，福康安也是三等侍卫出身，5年左右就是副部级的官员兼副都统，时年18岁。

阿桂，5年，军机章京，26岁。这都是乾隆近前的红人。

再看另外两个人，刘统勋和王杰，他俩是乾隆帝非常器重的汉臣，刘统勋猝死在上班途中，乾隆帝亲自去刘统勋家悼念，回驾的时候走到乾清门，乾隆实在没憋住忽的哭出声来，“刘统勋真不愧为真宰相，朕至此失一肱骨”。

这种评价可了不得，类似张廷玉那种人的工作能力，乾隆帝是根本看不上眼的，而且他非常忌讳，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厌恶“宰相”这个词：

一是汉家色彩太重；

二是明清两个朝代虽势如水火，但是取消类似宰相、丞相这种职务方面都是不遗余力的，老朱杀了李善长，取消了丞相制，而清廷不但沿袭前明旧制，康乾时期还彻底架空了内阁（只剩下政务常务）和议政王大臣会议，清代是中央集权之最者，他们非常讨厌这种制约、掣肘皇帝的职务（架构）。

三是乾隆一生始终认为，什么重臣不重臣的，都是在我的领导下干事而已，天下就我说了算，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干，你们有什么功劳。比如当初平定准噶尔定名新疆，起初大臣们都极力反对，特立独行的乾隆力排众议才在机缘巧合之下最终完成了前两任皇帝的未竟事业。

所以“宰相”二字能被乾隆帝用到刘统勋身上，非常难得，但是······但是我们看看刘统勋的仕途：

1724年，老套路，进士→庶吉士→编修，这算入门开始实习了。

1752年，军机处行走······52岁，整整工作了28年才得以进入顶级政治圈。

而王杰当上军机大臣的时候已经61岁了，古代不同于现代，赶上身体不够结实的，61岁坟头草都能藏人了，但您能说王杰不红么？王杰的状元是乾隆钦点的，乾隆也非常喜欢和器重这个汉臣，以王杰的受重视程度，他是根本不鸟和珅，多次顶撞和珅，而和珅还没有办法，他知道王杰是红人，自己搞不定，而且王杰做人做事很干净，和珅也抓不到任何把柄。

由上可见，满汉相比，这升迁速度是天差地别的，“奴才”不分品阶，也没有文武之别，最重要的功用是区分满汉，某些汉臣非要自称奴才的原因无非就是想勾上这个门槛，有利于和皇帝拉近关系，利于升迁、重用，有点宁当家奴，不做汉臣的意思。

谁先以“奴才”称谓攀附的呢？

最先攀附是不是汉臣，而是满臣，同样是表达亲近之意，这种习惯由来已久，往简单里想，就是有些自称皇帝本家属人的意思。作为皇帝，有喜欢听的，也有不喜欢听的，比如雍正初年，皇帝就禁止满洲大臣自称奴才，因为他觉得不成体统。

乾隆帝觉得沿袭旧制挺好，同样是传统，想和皇帝亲近也是好事，这样才能忠心卖力的干活，但还是制定了规则，即：公事、公文一律称臣，不允许自称奴才，这是朝廷的体统，但是如果是诸如问安、谢恩这类比较私人化的文本可以自称奴才，其实还有一个例外，在和珅“废掉”奏折制度前，朝廷大员如果是满臣的话，他和皇帝的密信，是自称奴才的，不过凡事无绝对，这并不是硬性要求。

在后金、大清发展初期，因为体制和文化教育问题，文书比较简单，很多事都是面对面交流的，文书相对不多，不似明朝要一层层一级级的传递，那时候女真人的奏事方式简单快捷高效，即便因出征等问题写了文书，文字方面也都非常简练，没有那么多虚头巴脑的东西，落款不具名也是正常的，而文内的也大多自称为“我”。

后来，地盘越来越大，人口也越来越多，相应的政务也愈发繁杂，所以来往的折子随之增加，但在清代的初级发展阶段，我们很难发现具有“奴才”字样的题本。

较早使用奴才一词并就此风行的是康熙一朝，最初的奏折是具有私密性质的，而“奴才”一词的使用者全部都是满臣，这就说明，乾隆帝所称的所谓“旧制”并不很旧，几十年的历史而已，但是传播速度很快，套近乎的效果也很好，没过多久，这是“时尚”渐渐传播到了汉军八旗，但同样是世事无绝对，满臣和汉臣都有不屑使用如此称谓的人。

这种情况沿袭到雍正年间，虽然雍正多次提醒了多位满臣，但是收效甚微，再递折子还是一如既往的以“奴才”自谓。再到了乾隆年间，皇帝觉得这无伤大雅，反倒是臣子们表忠心的必要手段，所以不单满臣，汉军八旗的大臣递折子的话，如果是私事或者问安，他也要求使用“奴才”一词，这就是传播挺广的卑近尊远说。但是纯粹的汉臣如果称“奴才”，乾隆帝是不乐意的，他觉得这是攀附，没规矩。

总结来说，“奴才”一词从最初的亲近作用逐渐沦为帝王对臣子的精神控制工具，康熙年间能自称奴才的都是近臣，他所对应的是皇帝最亲近的人，甚至关系莫逆的人，而且还必须是满洲人。这个阶段的“奴才”称谓与上三旗、八旗、二十四旗、包衣都没有直接且必然的联系。

到了乾隆时期，“精神控制”作用逐步体现，这就不得不提及军队各级将官，他们是不做一切区分都要自称奴才的，如果前言还有牵强附会歧义之嫌的话，到这里，应无疑义，皇帝最担心的环节和从属部门，对于“奴才”这个称谓的使用、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具备强制性的。

“奴才”一词，虽然到了乾隆年间被逐渐扩大化，但扩大归扩大，并不是没有限度，对于纯粹的汉臣自称奴才，乾隆帝的内心是抗拒的，他所担心的是，同化现象未必是正向的，如果太多汉臣参杂进来，他担心奴才一词不但不能有效区分身份、标榜出身不说，还有可能会引发矛盾，不利于团结，甚至被反同化。

满汉官员经常有合奏文书，满洲官员称奴才表示亲近，汉臣则是称臣意味着疏远，他既要满臣高人一等，又怕满臣拥有过分的自豪感而挑起满汉官员矛盾，这是一种很纠结的心理，但随着清廷的控制力逐步被削弱，连满臣也都不大在意这种称呼了，最后提出废除的是谁呢？载洵，他建议“永革奴才称谓”，这样才能满汉融合，文武并重，可惜以当时清廷的破落，这种后知后觉的变相示好已经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了。

并不是所有大臣都自称奴才，能够自称奴才的一般是满族人，汉族人一般没资格这样称呼。满臣自称奴才，是因为清朝实行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奴隶制残余，旗中以旗主为尊，别人都是旗主的奴才，奴才要对主子绝对忠心，主子也会栽培提拔奴才。别看满臣自称奴才，其实那表示与皇帝亲近。汉臣也有自称奴才的，汉八旗就可以自称奴才，象《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但没有旗籍的汉臣想自称奴才，那也是不许的，象纪晓岚刘罗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