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曾国藩是一个历史评价很复杂的人？

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开篇即云：“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

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开篇即云：“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此论非独李鸿章，加之以其师曾国藩也极为合适。

“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曾国藩生前毁之誉之者都大有人在，其盖棺后的一百多年间，民间和历史界对其评价也多有起伏反复。

与曾国藩拥有相同命运的，还有他的学生李鸿章，虽然性格有所不同，但他的命运轨迹简直就是曾国藩的重演：由团练起家，位极人臣，富有实干精神，推进洋务，最后因为甲午海战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国人斥为“卖国贼”。被同称为“刽子手”的师生二人前后都为朝廷所倚重的栋梁和支柱，但前后也都成了“卖国贼”。李鸿章自称为“破屋裱糊匠”，其实，曾国藩又何尝不是。在列强兵临城下的威胁中，所谓“谈判”，能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更何况有“圣裁独断”在上，说到底，便回到了我们久已熟悉的那句老话：弱国无外交！

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成为士大夫中自觉地身当其冲者。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人的三千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历史过程的人。他们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他们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曾国藩是矛盾的。儒生半世，但带兵伊始，便大开杀戒，以至于被说成“杀人如剃头”，从此，“曾剃头”的名号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作为理学大师，他对太平天国的檄文里也打出维护传统的旗帜但他又不一味沉湎于义理考据之中，而注重经世之学，也成为实践“革新自强”的第一人。

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但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在今日统称‘洋务派’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恋着旧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镜，惊羡之余，联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圣’的进德之功。一面开风气之先，一面又恪守着士大夫的传统情感，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从传统方面来看，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天下，曾国藩都堪称楷模，另外，他的文学成就也颇高，以至于梁启超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曾国藩成为中国历史上能同时做到“立功”“立德”“立言”的儒家“三不朽”事业的少数人之一。毛泽东就认为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不仅成就事功，其思想也影响社会。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另外，再来看看曾国藩其他的业绩：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后又任命规划成立江南制造总局，使其迅速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基地；另外他还重视翻译西方书籍，以开民智；后来又推动清廷的首批幼童赴美留学等等。成为“师夷智”从议论转化为实践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

梁启超曾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对待历史，还需客观理智的去看待，不能超越历史去臧否人物，要把人物放在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环境下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