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汉武帝改变一直以来的和亲政策,开始进行大规模军事战争攻南越,打匈奴,宣威朔漠,威风凛凛。但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带来国威的背后还产生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国家的政策
司马迁遭受宫刑,一般认为是受李陵事件的牵连。不可否认,司马迁为李陵陈情是导致其遭受宫刑的导火线。许多人在讨论中也往往强调司马迁作为史官的责任与胆识,但实际或另有原因,即司马迁太史令“天官”的身份对他受宫刑的影响。
人们对太史令一职并不了解,反而因为司马迁和《史记》的缘故对太史令的认识几等同于后世编修史书的史官。司马迁是天文官员以及《史记》是私史的论断早有学者提出。王国维在著名的《太史公行年考》中就曾指出“汉时太史令但掌天时星历,不掌记载,故史公所撰书,仍私史也。”汉代太史令是国家最高天文官员,司马迁长期担任此职,主掌天文星历,而天文星历在《汉书·艺文志》中归于数术。
联系当时的社会信仰和天人观念就能发现,太史令这一身份,在灾异政治的环境中是非常敏感的。司马迁身居此职而为李陵求情最终造成的个人悲剧与这一历史事实不无关系。
想要建立功业的汉武帝深信天命对国运的影响,改正朔、易服色、封禅泰山一系列活动都与此有关,另外求仙访药及晚年的巫盅案等,都与他的这种“个人信仰”有关。武帝对天官司马迁始终抱着猜疑的心态,因此当司马迁为李陵求情时他勃然大怒。甚至可以推测李陵投降后的这次召见可能只是汉武帝对太史令的一次例行询问,其间是否征询过这次战败的天象吉凶,虽不得而知,但司马迁“推言陵功”从另一方面来看却有“诬上”之实。这是很犯武帝忌的。
参考 赵江红《灾异政治下的太史令命运――司马迁受宫刑原因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