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军统局在没有分家之前,正副局长其实都是CC系的元老(还不能称为中统),即陈立夫和陈焯,它的三个业务处分别是徐恩曾的第一处、戴笠的第二处和丁默邨的第三处。后者的具体职权为
当年军统局在没有分家之前,正副局长其实都是CC系的元老(还不能称为中统),即陈立夫和陈焯,它的三个业务处分别是徐恩曾的第一处、戴笠的第二处和丁默邨的第三处。后者的具体职权为邮电检查,其实就是控制民众思想的非法特务手段,所以得见,至少在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丁默邨的级别是不低的,少将军衔的“处座”。
前述也随带解释了,为什么军统和保密局后来在公开的机构中,特别喜欢选择“二处”名义的原因,比如什么绥靖公署二处、警备司令部二处等等,就是因为在继承分家之前的“传统”。此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实是CC系的天下,一处徐恩曾和三处丁默邨都属于未来中统的大特务。电影《色戒》里面那个易先生,就是以丁默邨为人物原型的,故事中也基本诠释了丁默邨为人的烂处:贪图享受,喜好女色。但凡这种人,在大浪淘沙的年代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成为叛徒的机率近乎100%,谓丁默邨为“三姓家奴”,就因为他在成为中统特务之前,首先已经是中共叛徒。
丁默邨的资历可比戴笠深厚多了,1924年在广州时期已经是GMD组织部调查科干员,时任科长就是陈立夫(当时允许跨党),为配合北伐被派到上海担负策反军阀部队的工作,从此与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四一二事变”后转入地下工作,1929年被“党务调查科”逮捕,旋即叛变,再次成为陈立夫的部下(这回是真的了)。毕竟曾经是陈立夫的老部下,所以丁默邨这个叛徒仍获重用,一路升到调查统计局处长的位置(不用军统名称了,免得外行看糊涂)。不过这家伙贪财好色的毛病一直未改,在三处时手脚就不干净,贪污受贿的事情没少干,而偏偏其政治对手戴笠无孔不入,早就掌握了他的劣行。
转折出现在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叛逃武汉,此类事件自然归调查统计局处理,陈立夫指派丁默邨负责接待和安保工作,试图把这个更大的叛徒控制在自己手里。既然马上要分家了,那么戴笠也想把张国焘弄过去以便获取情报,所以狗咬狗的戏码从这时就开始了。第二处处长戴笠上奏本,汇报第三处丁默邨贪污招待费等劣迹,并且证据凿凿,于是丁默邨被老蒋明令撤职查办。在陈立夫的力保下丁默邨虽然免了牢狱之灾,但官肯定是暂时当不成了,他只好灰溜溜跑去昆明闲居。不久调查统计局分家,第一处独立出去成为“中统局”,戴笠的二处继承了“军统局”的衣钵,原来的三处干脆被裁撤了。
也就是说,戴笠通过搞掉丁默邨,不仅把原三处的邮电检查业务抓在了手里,也把大叛徒张国焘控制在军统内部,可谓“一箭双雕”。可问题是,他也彻底中止了丁默邨的仕途,这家伙自然怒火中烧,会寻找一切机会东山再起,所以某种意义上说,丁默邨成为汉奸,戴笠的打压“功不可没”。丁默邨的政治生命在GMD内部其实并未彻底结束,如果他隐忍一段时期,等事情凉快凉快,在陈立夫的提携下还是有机会翻身的。但是丁默邨等不及了。因为他此时接到了旧相识李士群的邀请,去上海共同经英汪伪特务组织“76号”,秉承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肮脏心理,以及对抗日战争形势的错判,丁默邨终于走了了一条不归路。
这个李士群跟丁默邨的经历差不多,也是从中共叛徒到中统特务,30年代初这俩家伙曾经在中统的机构里共事,算是老相识。而李士群抗战爆发不久就成为了汉奸,其实也是臭名昭著的“76”号创始人,他之所以邀请丁默邨北上,只是因为自己在原特务机构的地位和级别较低,“号召力”有限,因此希望拽上丁默邨撑撑门面,也方便对重庆的特务们进行招降纳叛。就这样,失意的丁默邨到达上海沦为汉奸,并且反客为主,根本不是李士群的傀儡,两个大汉奸在一起杀害抗日志士的同时,内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中统为除掉丁默邨,利用其好色的特点派出了美女特工郑萍如,结果事泄被杀,这也就是《色戒》的故事原型。丁默邨在汪伪政府内窜升很快,日本投降前已是伪“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浙江省长、杭州绥靖公署主任”,妥妥的大汉奸。抗战胜利后丁默邨被抓捕审判,1947年执行枪决,“丁屠夫”实在是民愤太大,据说闻听死刑令之时,丁默邨浑身筛糠一般发抖,天理昭昭,恶有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