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周作人？
提起周作人，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他是一个名人，一个颇具争议的名人。除了是鲁迅先生的亲弟弟，他还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称得上是著名的文学家、散文家、翻译家、评论家和诗人
提起周作人，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他是一个名人，一个颇具争议的名人。除了是鲁迅先生的亲弟弟，他还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称得上是著名的文学家、散文家、翻译家、评论家和诗人。当然，除了以上的这些个头衔外，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头衔——“汉奸卖国贼”。
今天，文史不假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还原历史，还原历史上的周作人，深入了解其人其事。
周作人（1885年1月——1967年5月），原名周櫆寿，后更名周奎绶，字星杓，笔名遐寿，自号知堂和药堂等，浙江省绍兴人。他是周树人（鲁迅）的二弟，也是周建人的二哥，因为曾在日伪政府任职而备受后世的争议。
1885年1月，周作人出生于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家中还有一个比他年长四岁的哥哥，一个比他年幼三岁的弟弟。
当时，周家虽然已经败落了，但依然可以为兄弟三人提供良好的受教育环境，一同在“三味书屋”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随着新学的逐渐崛起，传统的科举取士越来越遭到诟病，终于在1905年被慈禧太后下旨废除。受此影响，周作人从南京水师学堂毕业后就考取了清廷官派日本的留学名额，从此以后东渡留洋。
在日本期间，周作人不仅接触了大量的民主文化和革命理论，更被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所折服。渐渐地，他成为了维新变法的支持者，希望中国也可以学习和借鉴日本，迅速成为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
不久，周作人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一个日本女子并且娶为妻子，这个女人就是极大地影响了他今后人生的羽太信子。若干年后，郑振铎曾经这样评价周作人:
日本妻子给了他太多不好的影响。
辛亥革命前夕，周作人携妻回国，在绍兴当地担任了英文和日文的老师。同时，他还在《绍兴教育会月刊》担任了编辑工作，不断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和传播工作，号召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能够尽快地觉醒。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民主和进步潮流真正成为了社会的主流趋势。不过，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民主革命很不彻底，虽然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但国家还是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军阀混战。
在此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作为思想进步的民主派人士，周作人迅速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焦点人物，与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共同创办了《新青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和一处阵地。
在他们的大声疾呼下，一大批的有志青年和进步分子都成为了那场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一时间，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由于从小就与兄长鲁迅的关系亲近，所以周作人非常依赖他。即便，他已经成家立业，但还是依然与鲁迅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一同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奔走呐喊。
1924年，随着“女师大事件”的发生，鲁迅明确支持自己的学生许广平与刘和珍等人，公开反对由教育部所任命的校长杨荫榆。不仅如此，他还联络了钱玄同、沈尹默等人共同在《京报》上发表声明，鼓励学生们继续发表正当要求，继续发表爱国主张。
在此期间，周作人始终都全力支持自己的兄长。不仅如此，他还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的会员，竭尽全力安抚学生并且维持安定的教学环境。
就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的同时，兄弟二人却在生活中出现了问题，逐渐上升为一场尖锐的矛盾。
羽太信子向来都是养尊处优的小姐，对于物质的追求和生活的质量都要求很高。以至于，凭借周氏兄弟们不菲的经济收入，却不能满足她的无度挥霍和奢靡享受。
久而久之，作为大伯的鲁迅认为再不管不行了，只得婉言劝导弟弟和弟媳要量入为出。结果，向来都非常惧内的周作人不仅没有听从哥哥的好言相劝，反而在日本妻子的鼓动下写出了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许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归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愿你安心，自重！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在兄长鲁迅面前拍下这封绝交信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在信的开头，他甚至称呼自己的亲哥哥为“鲁迅先生”，表达了自己恩断义绝的决心。
起先，作为兄长的鲁迅还寄希望于弟弟能够回心转意，直到三年以后才彻底死心。据鲁迅回忆，他在1926年6月曾回旧院去取过东西，竟然还遭到了弟媳羽太信子的无理取闹:
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
对于这次冲突，周作人又一次无条件地支持了自己的妻子。从此以后，兄弟之间终于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鲁迅成为了“用笔革命”的志士，而周作人却成为了“用笔吃饭”的汉奸。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寇的肆意侵略，举国上下都义愤填膺，社会各界纷纷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作为社会的文化名流，周作人也显得非常激动，多次发表公开演讲号召政府和民众都能强力反对侵略，恢复东北的山河。
不过，面对中日两国在军力上的差距，面对日本妻子的“循循善诱”，周作人不久就改变了自己抗战的主张。甚至，他还宣称贸然出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应该通过加强文化交流的方式来消除中日两国的纷争。
而且，羽太信子不仅把“周宅”的门牌摘下，还自顾自地更名为“羽太寓”，甚至挂起了日本的国旗。对此，周作人竟然表现得满不在乎，作为一个文人学者，他深知这样的举动意味着什么。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先生因病过世，整个上海都轰动了。前来吊唁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就连极少公开露面的宋庆龄也在收到消息后亲临了现场进行致哀。
三天后，鲁迅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中抬出，准备运往万国公墓进行安葬，沿途数万民众自发送行，场面非常悲壮而浩大。其中，抬棺者多达16人，个个都是文化界的名流；扶灵者多达8人，包括了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矛盾和胡风等人。
最令人气愤的是，周作人对于兄长的过世竟然不闻不问，不仅没有亲送兄长最后一程，甚至就连追悼会都没有参加。
1937年，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北平沦陷以前，绝大多数的爱国文人都选择南下，但周作人却悄悄地留了下来。
起初，周作人还算保留了些许的文人骨气，没有向日本和伪政府投降。不过，随着生活度日的异常困难，他微薄的些许收入根本无法支撑，而衣食无忧惯了的他和妻子自然受不了这样的贫穷日子。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第一次不顾廉耻，出席了日伪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公开为日本的侵略行径站台。
消息传开后，曾经的朋友和学生都纷纷写信，劝他早日离开北平南下。远在伦敦的胡适也以“藏晖”为化名，写了一首《寄给北平的一个朋友》，委婉地劝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可糊涂，要“识得轻重缓急”。对此，周作人也回赠了一首《苦住庵吟》: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这首打油诗很好理解，大致意思就是，我周作人也想离开北平，可是眼下的情形实在是没办法，这里的一家老小都还指望着我来养活。很明显，周作人在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文化汉奸了。
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担任了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接受了日伪提供的第一个职位。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后面的腿就收不回来了，后面的脸也要不回来了，他痛痛快快地接连担任了各类汉奸的职务。
到了1941年时，他索性接受了汪伪政府的委任状，正式出任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从此开始，周作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为日本侵华卖力吆喝，积极充当起了汉奸的角色。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进行了逮捕。在好友胡适等人的连番运作下，他没有遭到枪毙，但还是被判处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蒋介石的主力嫡系已经损耗殆尽，遭到了桂系的强势挑战。他下野后，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为了营造不同于以往的开明和自由氛围，下令特赦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就包括周作人。
到了全国解放的前夕，周作人也曾试图前往台湾。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最终没能成行，只得提心吊胆地留在了大陆。
1949年8月，周作人从上海回到北平定居，立即就给周总理写信进行忏悔。此事被毛主席得知，他只是淡淡地表示: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就这样，周作人得到了重新工作的机会，继续文学创作和翻译外文，进入了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不过，毕竟背负着汉奸的骂名，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
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周作人承受着思想上巨大负担的同时，因为生活上的清贫，他与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感情也遭遇了严重危机。据他1960年7月1的日记中记载:
拟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发作也。
其中的“似病又发作”，是指羽太信子经常性的争吵甚至是暴怒，搞得周作人彻底的精疲力尽。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62年4月羽太信子去世，才算是告以终结。
羽太信子去世后，周作人虽然减少了许多的烦恼，但也体会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孤独。为了排遣寂寞，他偶尔会写写画画，但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和他自身的历史问题，这些作品从来都没有公开发行出版过。
随着那场影响深远的大运动开始，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周作人又一次被置身于漩涡当中。由于曾经在伪政府中任职，他的确担任过不光彩的汉奸角色，被进行批判本也是罪有应得。
1967年，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周作人因病过世了，享年八十二岁。作为有历史污点的人，他的死基本上没有泛起太大的涟漪，除了最亲近的家人外并没有任何人参加。甚至于，就连亲侄子周海婴（鲁迅之子）也没有原谅他，并且还拒绝参加追悼会。
或许，周作人在离世前已经看开一切，故而就下了一封遗嘱:
余今年已满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
周作人的一生，可以说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他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了唤醒民众而大声疾呼过；他曾经是数典忘祖的汉奸，为了偷生苟活而屈膝谄媚。对待亲人、朋友和学生，他都显得非常失败，唯独对于日本妻子百依百顺，可即便如此，也没能真正的善始善终。
对于这位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您会作何评论？欢迎留言转发。@文史不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