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突围时伤兵怎么安置？
这种要分具体情况，就拿你死我活的抗日战争来吧：国军部队在极端严峻条件下突围时，无论是野外突围还是向城外突围，重伤员基本都是丢弃在战场上的。
这些可怜的重伤员的命运可想而
部队在突围时，对于伤兵的安置无外乎就是尽一切最大的努力救治，或者就任其自生自灭。
及时止损
军队在战斗中，如果面临伤员占到部队人数的三分之一时，就要考虑是否撤退了。这个指标是安全撤离的临界点，毕竟一个伤员一般都由两名士兵或者医护兵负责抬担架。而当伤员占到部队人数一半的时候，这就相当危险了，考虑到轻伤或者一对一照顾伤员的情况，部队还能勉强撤离。而一旦突破上升到三分之二的伤员，几乎不可能安全撤离了，一名健康的士兵拖着两名伤员撤离难度是非常大的。此时就是与敌方一决雌雄的时刻了，如果在这种危急情况下还想撤离，很可能就会被敌方全歼，只有拼死一搏战胜对方才有活命的机会。
因此，很多将军都会提前做好打算，在不同伤亡的情况下做风险评估。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保存有生力量才是关键。当然如果是战略要地的进攻或者防守，那只有做玉石俱焚的打算，这时就没有突围时怎么安置伤兵的问题了，就是拼到一兵一卒也要干。
就地疗养
部队在面对野外的遭遇战时，机动性非常的高，很容易就可以化整为零，各自突围。在红军长征中，对于重伤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将其寄养在同情革命的群众家里，并且会留下适当的疗养费给当地的老乡，多则六块银元，少则两块银元。在甘孜藏区，很多沿途的百姓就安置了人数上千的伤病员，留在西康的红军伤病员约3000余人。而如果是在有群众基础的地方，伤员就会留给驻地地下党员照顾。
在二战期间，欧洲战场上的部队都普遍能遵守《日内瓦公约》。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盟军不会向德军运送伤员的救护车和医护兵开枪，德军同样也不会向盟军的医护兵和救护车开火。这些伤员都会被送往附近的各自军队医院或者伤兵营救治。
但是这种情况对于日军来说是不存在的，日军在淞沪会战时，就公然轰炸标有红十字标识的医院，难民收容所，而且日军在攻陷香港后，进入圣斯蒂芬医院，屠杀64名英军伤员，并强奸杀害了78名女医生和护士。
自生自灭
常德保卫战中，余程万带领8000名“虎贲军”驻守常德。三万日军浩浩荡荡对其发起了猛攻，余程万在日军的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下，败下阵了。全军将士英勇殉国，余程万率300残部突围，最后仅剩83人。当留在常德城内2000余伤兵看到余程万带领少数人坐船突围时，就像被抛弃的感觉。最后余程万也因丢下部下突围而落下了逃跑将军的恶名，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虽然没受到处罚，但是也留下了终生挥之不去的黑历史。
当然也有撞大运的伤员。盟军在二战时期发起的市场花园行动，由于事前情报失误，在盟军空降兵预定着陆的地点，德军已经提前部署了党卫军第二装甲军的两个装甲师和空降第一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孤军深入又缺乏重武器的空降兵损失惨重，盟军损失1.7万人，德军伤亡仅3300人，英军王牌第一空降师只有不到2000人突围。幸运的是德国医院救治了大批英军伞兵员，当时纳粹德国已是强弩之末，想必很多人想留下好名声，为以后铺路。
投降
西方军队当面对敌军围城时，一般都会选择投降以保性命。但是投降在东方的价值观里是非常屈辱的，将军一旦选择投降，注定要承担历史的指摘。
衡阳保卫战中，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原本可以选择抛下7000受伤的官兵，独自突围。当时杀火了眼的日军，势必会对衡阳城里的伤兵大开杀戒。方先觉为了对城里的伤兵和百姓尽最大的责任，选择与日军求和，并且开出了要求日军不得伤害城中的百姓，伤兵和医务人员。日军在围困衡阳城的第47天凌晨，方先觉正式缴械投降。
根据《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中描述：此时仍有7000余伤患员官兵，于颓壁中痛苦呻吟，或举枪自杀，或跳井投江，或悬梁而亡；重伤不能行动者，争求轻伤者或持械官兵补他一枪，以了残生。
衡阳保卫战是空前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据战后统计，中国军队伤亡17000余人，日军伤亡19380人。但是日军在1945年8月接受投降时，日军将领回答是48000余人。日军战史称，方先觉为骁勇善战之虎将，第十军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
方先觉在战后并没有被追究，但是却一直饱受争议。方先觉让日军停止屠杀伤兵，被迫投降。但方先觉本来是可以突围的，他放下武器只是一个交换条件，而不是贪生怕死。谁都愿意当道德楷模，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大局，谁又能像方先觉那样挺身而出，愿意承担万世的骂名，这所需要的勇气比马革裹尸还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