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毛文龙死有余辜吗？
这是鄙人拙作《满汉风云录》中关于毛文龙的一段论述，希望能对你有用。
毛文龙
与袁崇焕相似，毛文龙也是明清交替时，一位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后世学者对毛文龙褒贬不一，其中，对毛
这是鄙人拙作《满汉风云录》中关于毛文龙的一段论述，希望能对你有用。
毛文龙
与袁崇焕相似，毛文龙也是明清交替时，一位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后世学者对毛文龙褒贬不一，其中，对毛文龙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他的功绩和忠奸上。
先说功绩，毛文龙治军肯定不如袁崇焕，袁崇焕麾下的关宁军敢于与后金八旗铁骑野战争锋，还能不分伯仲。相比之下，毛文龙的兵则要差了一个档次了。若说是四下游击、袭扰尚可，可若论攻坚、克难，那就力不从心了。当时，最了解毛文龙底细的明朝兵部就认为，“文龙灭奴则不足，牵制则有余”。没错明清战争中，毛文龙的东江镇的确于敌后起到了牵制作用。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也确实对毛文龙恼恨不已，但这个牵制的作用不可盲目夸大。宁远、宁锦两次大战期间，后金军主力照样西进，直指关宁锦，也没见被毛文龙的东江兵马牵制住。正因如此，明臣潘士闻就曾弹劾毛文龙，“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明将杨国栋也曾弹劾毛文龙，“设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也，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觉，牵制安在？！”甭管二人的弹劾是否出于公心，但他们的所言确是不争的事实。
别看战绩平平，毛文龙却不是一个行事低调、处事谦恭的人。自加秩晋阶，获赐尚方剑后，东江主帅毛文龙不断恃功自傲，直至桀骜难驯。明朝方面的史籍文献中，关于毛文龙骄横跋扈的记载比比皆是。诸如：“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毛文龙跋扈于北，高丽亦不靖，征调繁兴所在惊惶”。除了骄横跋扈外，贪得无厌的毛文龙还不断谎报军功，只为每年向朝廷索取高额的军饷。曾对毛文龙鼎力相助的登莱巡抚袁可立实在看不惯了，请旨朝廷核查东江镇的战报和军饷。结果，大为忌恨的毛文龙“嗾言官寻端中之”，逼得袁可立辞职离去。总之，对于毛文龙督师东江镇的功过，笔者非常认同谈迁的《国榷》对毛文龙的中肯评论，“将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响也”，“（毛文龙）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朝论多疑而厌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岛，莫能难也”。
再说忠奸，若仅是于战不利、耗饷繁多，还可算作是个人能力的优劣良莠。但毛文龙所干出的其他斑斑劣迹，就已经超出了平庸的范畴，已属大是大非的忠奸问题了。贪得无厌的毛文龙为敛财公然违制，向过往的商贾强征赋税，私设马市交易物资，贩卖违禁物品谋取暴利，操控朝鲜贡道，劫扣朝鲜贡品。其实，以上这些还都不算什么，毛文龙竟曾干出杀良冒功，这样丧尽天良的恶行。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计六奇曾在《明季北略》中，这样记述毛文龙的暴行，“辽民苦虐于北，时欲窜归中朝，归路甚艰，百计疾走，数日方抵关，文龙必掩杀之，以充虏报功”。私敛钱财、杀良冒功，像这等丧尽天良的败类不是奸贼，是什么？
论奸，毛文龙乃大奸。阉党执政期间，袁崇焕、毛文龙都有过巴结阉党的行为。可袁崇焕附和蓟辽总督阎鸣泰共为魏阉建生祠，那是为求自保。最终也因不与阉党靠得太近，而遭到排挤打压。不同于袁崇焕，毛文龙“塑冕旒像于岛中”，那可是一心想“与魏忠贤相结”，好攀附朝中权贵，参与结党营私。史载，朝廷拨给毛文龙的百万饷银中大半未出京城，就被毛文龙结交了朝中人脉（《剖肝录》：“去旧额东江岁饷百万，大半不出都门，皆入权宦囊中”）。这些朝中人脉除了权赫朝野的阉党成员，还有其他的各级贪官污吏。凭借着散布于朝中的人脉、耳目，毛文龙随时可侦刺到朝廷的一举一动。用明清之际的陈玉树话讲，“崇焕朝请，文龙夕知。朝命未下，已得预为之备”。在毛文龙贿买的同党中，就有崇祯时任内阁大学士的温体仁。温体仁素以八面玲珑、阴险狡诈著称，日后袁崇焕的惨死就和温体仁有直接关系。按例，军镇的总兵及以下各级官员应由朝廷任命。但东江开镇八年间，拒不接受朝廷派遣的文臣监理，毛文龙不仅虚报军队员额，东江军中的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各级将官一千余人，也全由毛文龙一人任命。且军中骨干都被毛文龙认作义子、义孙，而改姓了毛，堂堂大明东江镇俨然成了私属毛文龙的毛家军。孤悬海外的毛家军向来横行无忌、肆意妄为，朝鲜亦深受其害。朝鲜人李肯翊在《燃藜室记述》中曾怒斥毛文龙，“时称海外天子，部下诸凶，肆害尤甚”。有人说丁卯之役时，毛文龙也曾奉诏援朝与后金军恶战不止。其实，这看不出毛文龙对朝廷有多忠顺，而是在毛文龙的眼里，朝鲜早就他的私属势力范围，他又怎肯坐视朝鲜落入它人之手哪。为保一家私利，毛文龙自然要跟后金军死磕了。
自古以来，敢于欺君罔上的独夫民贼从不讲什么忠义廉耻，毛文龙也不例外。其实，毛文龙早就对明朝心存异志。尤其崇祯帝继位，阉党覆没后。朝野上下诸文臣“视东江为赘旒”，“忧皮岛毛文龙难驭”。曾为阉党党羽，又遭朝野疑忌的毛文龙深恐会受到追究，便暗自里与后金勾结。清朝的官方文献对此有明载。《清太宗实录》称，“文龙欲与我国通好。屡遣使致书”，“明宁远巡抚袁崇焕以文龙与我国私通，杀之”。《满文老档》亦载，“去岁七月。毛都督闻文官之言有嫌于心，欲望登北岸”。还是《满文老档》的记载，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毛文龙先后致信皇太极八封，书信称“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尔牵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从书信的字里行间，毛文龙的反叛之心已昭然若揭！只所以未反，不过是在待价而沽，尚未及反罢了。别看毛文龙暗通皇太极的举动很隐蔽，但明朝方面多少还是有所察觉。亲历过明末战乱的黄宗羲就曾明确指出，“文龙官至都督，挂平辽将军印，索饷岁百二十万缗，不应则跋扈，恐喝曰：臣当解剑归朝鲜矣。则其内怀异志非一日也”。
飞扬跋扈的毛文龙即有叛逆之心，又怎么会去听命于袁崇焕。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毛文龙处处与袁崇焕作对。也正因如此，袁崇焕才对毛文龙起了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