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冠病毒疫情越发严重是否需要按照中国的防控方法对抗？

首先感谢韩国总统文在寅和韩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援赠。
看到韩国也有新冠病毒肺炎很着急，希望韩国不要麻痹大意，这种病毒传染性很强，必须全国人民戴口罩，勤洗手，尽量不出门 、不聚

当然不需要，因为即使想用也用不了，因为“我们不一样”。

就在武汉疫情确诊感染、疑似感染和死亡病例增速逐渐放缓，形势逐渐向好的同时，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疫情却一天天严重起来。

而在日本成为除我们外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且情况不断恶化的危急时刻，邻近的韩国疫情又急转直下。

因为就在韩国确诊感染病例始终在缓慢增加的情况下，事情从20号开始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

首先是韩国三军均被新型冠状病毒“攻陷”。

根据韩联社2月21日的消息，韩国忠清北道某陆军部队一名士兵被确诊感染，而感染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休假期间前往大邱市与女友会面，而女友则是邪教“新天地教会”的会员。

该邪教不仅在平时害人，更诞生了超级传播者，即“第31号病例”。而该名患者在大邱市住院期间，曾两次前往教会参加礼拜活动，密切接触者超过1000人。

而留在这位病号确诊前后，韩国确诊病例人数连续两天翻翻，其中在21日增加142例，其中大邱和庆尚北道地区131例，釜山2例，京畿道2例，忠清北道2例，大田1例，光州1例，全罗北道1例，世宗1例，济州道1例，确诊总人数达到346例。而由于韩国防疫部门目前仍未与近400名邪教会员取得联系，所以隐藏的感染病例可能更多。

为防止疫情扩散，韩国国防部顾不上强化政审制度，紧急决定从22日起限制官兵休假、外出、外宿和探视。

而比三军沦陷更可怕的，是青瓦台告急。

根据韩国疾病管理本部2月20日的消息，一名75岁的韩国籍男性确诊患者，曾在2月6日到17日之间先后五次前往景福宫站附近的一家医院就诊。

而这家医院不仅在距离上距青瓦台只有1公里，更可怕的是很多青瓦台的警卫也经常前往就医。经首尔地方警察厅调查，有20多名首尔厅下属的警员在这一期间到过该医院就诊，其中十几人隶属负责青瓦台内部警卫工作的101警备团，另有数人隶属负责青瓦台外围警卫的202警备团。

“101警卫团”和“202警卫团”分别负责青瓦台内部和外部的警卫工作，这意味着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直接威胁。

不过匪夷所思的是，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韩国也仍未提高警报等级，似乎对疫情控制仍有信心。

不过从日本前几天的表现来看，这样的所谓自信实在不可取，因为韩国虽然没有奥运会需要举办，但和日本在很多方面是高度相似的。

比如他们都是美国实际意义上的殖民地，而既然受美国控制，就必然实行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方式处理问题，而这种效率低下的方式必然会对疫情产生更大的副作用。

虽然相比于日本，韩国总统在韩国国家机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韩国有着一言九鼎的巨大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国在动员能力上要强过日本。

因为韩国是一个没有军队战时指挥权的国家，虽然有所谓的非战时指挥权，在韩国军队的一举一动，势必要受到美国的严密监视甚至左右，这就意味着韩国总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统筹协调。

我们对抗疫情的最有效方式是“封城”，以封闭的方式杜绝病毒的大规模扩散。

但当前的韩国根本无法办到这一点，因为除了深受民主和自由思想影响的民众对这一侵犯人权的行为群情激奋，媒体为了韩国经济的发展，也不敢对疫情的实际情况进行完全透明的通报。

因为韩国和日本一样，在二战后通过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路线一飞冲天，这意味着它们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因疫情的大规模扩散而导致民众恐慌，必然会对经济产生不可挽回的恶劣影响。

所以，对疫情没有充分认识的民众自然也不会支持“封城”，而一旦封城必然也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恐慌。

而即便解放思想排除万难成功实施了封城，以韩国的体量根本无力支持封城后的国家正常运转。

概括起来，“封城”不仅需要魄力，更需要实力，虽然当前的韩国已经在事实上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同样也无法承受因封城带来的巨大损失。

所以，韩国是不可能像邻国一样通过封城阻止疫情扩散的，这也是很多国家最无可奈何的地方。

而作为全人类的公敌，对抗新型冠状病毒不仅仅是韩国的战争，相信其后韩国也能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

希望韩国能坚持下来并反败为胜。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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