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黄金为什么那么便宜,在那个战争年代里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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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后更新时间:  2023-03-26 11: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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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黄金为什么那么便宜

日本黄金为什么那么便宜

战争,不光是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枪鸣炮轰,更是后勤保障的比拼,故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说。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 “扫荡”和进攻,虽然当时国共合作抗日,但老蒋唯恐我军快速发展壮大,并没有改变其长期对我军的封锁政策,尤其是对陕甘宁边区,不光不发抗战经费,还严令不许一尺布、一斤米、一粒盐进入边区,企图从经济上困死边区和党中央。

彼时,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陷入极大困难,1940年,延安广大地区处于人均粮食不足100斤、棉花不到3人1斤的水平。部队吃穿用严重短缺,机关运转难以保证,边区人民的负担也达到了极限。对此,毛主席曾回忆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为此,毛主席发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军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王震率领的359旅在南泥湾的垦荒,1940年到1944年,359旅将农业生产种植面积翻了百倍(2450亩到261000亩),收获粮食从200石变成了37000石,部队实现了肉油菜100%自给和粮食200%自给。

大生产运动有效缓解了延安的基本粮食供应,但作为抗战所必须的武器、弹药、医药等战略物资,还是需要通过贸易从国统区输入,还有外联处理等方面也需要大量资金;当时我军各根据地发行的货币,无法在根据地以外的地区使用,为了获得必要且急需的物资,我军非常需要硬通货,比如法币、银元、黄金等等,尤其是黄金,自古以来就是硬通货,只要手里有黄金,就不愁买不到东西。

然而,当年延安的黄金与外汇存量极端匮乏,革命领导人对此极为关切,毛伟人多次提到过:“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比较好”。

这里所讲的通货,指的就是黄金,但到哪儿去才能搞到大量黄金来支持抗战和闹革命呢?

1938年上半年,时任我党山东省书记的黎玉到延安汇报工作,切身感受到延安的财政紧张和困境,便主动地提出可利用山东胶东产金的有利条件,多方筹集黄金输送延安,支持延安经济,缓解中央压力。该建议真是雪中送炭,得到最高领导们的一致赞许。

回到山东的黎玉立即指示胶东党组织,不惜一切代价,筹集黄金支援延安。这不仅是一项急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事关革命大局和前途。

1938年上半年,中共胶东特委开创了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特委机关和部队移住玲珑山北麓一带;当年7月在招远九曲(今阜山镇九曲村),胶东特委成立我党历史上一个独特的金融机构——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根据地军民同日伪军展开夺金斗争,筹措黄金支援延安抗战。

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旧址

是时,在罗荣桓、陈光等人的主持下,山东已经成为我军的重要根据地,拥有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5个军分区,但实力仍不够强,还处于快速发展壮大中;根据地都是以广大农村、山区为主,尚未连成片,重要的城市、交通线、要道、工矿等都被日伪军或国军控制着,想在此搞到大量黄金,并送往延安,其困难、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地处胶东半岛西北部的招远,自古盛产黄金,素有“金城天府”之美誉;在招远长达百余里的地域里,分布着2000多条可供开采的金矿脉,金储量预计达上千吨;抗战时,招远已是亚洲最大的金矿产地,其中已开发了两千多年的玲珑金矿更是享有“亚洲金矿之冠”的盛名。

日本人对山东招远的丰富黄金资源觊觎已久,自1914年起,三菱株式会社、大仓组合、满铁、京都电铁株式会社、鬼怒川兴业株式会社及中山辰次朗等资本集团和资本家,都对玲珑的黄金资源进行过实地勘探。1924年2月,日本人中山辰次郎与当地采矿权主要持有人李道元签订“暂时代采买卖矿石契约”,临时拼凑中山矿业公司。中山矿业公司把玲珑山和罗山划为两个矿区,抢挖富矿包,日出矿200吨,每吨矿石含金高达100克以上。1936年5月,日本资本家在玲珑建成投产一座日处理150吨的机械化选矿厂。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全国抗日怒潮影响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于1937年12月,在逃跑前派兵到玲珑将厂房设备全部炸毁。

1939年2月27日,日军少川支队与汉奸刘桂堂(刘黑七)部侵占招远,迫不及待地日军于次8日清晨,就侵占了华北第一大金矿——招远县玲珑金矿。随后不久,日本人还将魔爪伸向玲珑金矿周边的小金矿,把小玲珑、蚕庄、金钱沟、虎头沟等金矿据为己有,他们赶走原金矿矿主,强征大量矿工,开始疯狂地掠夺黄金资源。

为镇压中国人的抵制和反抗,日军叫嚣着“宁失招远城,勿失玲珑矿”,在矿区你建起高高的炮楼,驻扎了重兵。玲珑金矿四面环山,面积仅1.4平方公里,却驻扎了一个日军中队和七个伪军中队,人数达 1000余人;他们修建有一座中心炮楼和周围山上的7座炮,矿区周围架起了三层电网和铁蒺藜,在矿区与外界的唯一通道上设立了三道岗哨,玲珑矿区四周的大园、大蒋家、小蒋家、九曲、台上、欧家夼等村也都设立了伪军据点,距离玲珑最近的小蒋家村老百姓全被赶出家园。

进驻的日伪军武器装备精良、荷枪实弹,配备狼狗,昼夜巡逻,整个矿区被日寇围守得密不透风,成了一座戒备森严的人间炼狱。日军在玲珑矿区对矿工实施残酷管理和镇压,前后共有200多名矿工被酷刑折磨致死,因井下事故丧生70余人。

同时,日寇严格控制黄金的流通渠道,严禁任何人买卖黄金,他们成立黄金缉拿大队,抓到私自买卖黄金的,一律没收,人员则投入大牢,对于其中有抗日意识、八路军地下党嫌疑的,更是一律格杀勿论!

为加速掠夺招远的黄金矿产,日本在技术设备上不惜重金投入;1939年7月,日军从龙口运来机械设备,构筑一座日处理200吨的机械化选矿厂,有发电厂2座,总发电量达1660千瓦机,成立了一个汽车运输队。另外,还建了高压机房和卷扬机室,井下采掘用凿岩机、提升有卷扬机,地面运输有轻轨电瓶车和轱辘马。

1941年5月,日军又建起了日处理150吨的机械化采选矿系统,配备有可发电1907千瓦时的柴油机组6个,7部柴油机带动的空压机、自动轻便索道一座,卷扬机3部,电瓶车2部,矿车300辆,运输卡车22部。选矿厂内各类机械设备组成的工艺流程以及相应的化验、机修等辅助生产设备一应俱全,矿山设备已相当现代化。到了1944年,月处理能力为八千吨的浮游选矿厂也已经开始生产。

随着采矿系统的建成和机械化生产的扩大,日寇对玲珑黄金的掠夺达到高峰,他们不顾正常采掘顺序,哪里有富矿就在哪里大挖大掘,一条条完整的矿脉被挖得支离破碎。对所采的矿石,采取人工手选,将含金量高的富矿石(100克/吨以上)用汽车运往龙口,装船运到日本;对余下的中低品位的矿石,则由选矿厂加工成金精矿粉,运到日本或沈阳冶炼。

为确保运输安全,日均在50公里长的龙(口)招(远)公路上,设置了台上、沟上、沙埠、冷家庄子、张华山头、小李家庄、张星、沙沟马家、槐树庄、洼子、黄山馆等10多处据点,每天有七、八辆汽车装着富矿石、金精矿粉、纯金等物资运往龙口装船;返回时,将柴油、水泥、钢铁、机械以及军事物资和其他物品运往玲珑金矿。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2月到1945年8月,日本在军事占领招远的六年半中,至少掠夺了黄金折合16.5吨(按旧时16两1斤计算,为528000两)、白银38.45吨、铜6226吨,还有大量的硫等资源。同时,日本还将玲珑金矿1936~1937年贮存的20万吨金矿石掠走,冶炼净金16万两,存入了日本正金银行。这二者加起来,日本仅从玲珑金矿掠走的黄金就接近70万两!

不过,饶是你日军多么凶恶、狡诈、残忍,但还是无法阻止我山东抗日军民对黄金资源的反掠夺,因为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中国人的黄金。

1939年,延安应山东分局的要求,特派李富春等人到山东根据地组织筹款工作,临行前,主席一再交代要想尽办法多弄些硬货。当时在招远主要有两个采矿区,一是玲珑、九曲一带,二是蚕庄、灵山一带,1940年8月,中共胶东区委撤销采金管理委员会成立玲珑采金局;是年9月,在灵山成立采金委员会。

招远矿区地域广阔,日寇不可能所有地区都把控得滴水不漏,我党我军通过秘密创办金矿,把一些分散的矿点租赁给老百姓经营,成立多种所有制的采金组织来直接控制金矿,组织矿工采金。罗山一带的九曲、欧家夼和蚕庄的金钱沟、虎头沟等地,都曾有我党创办的秘密金矿,鼎盛时期,矿点达到200多个,投入黄金生产的人数大约有3万多人。厉害的是,他们还利用熟悉地形优势,偷偷跑到日军控制的大矿抢采,于是出现了"同一座矿山,鬼子在南边掘进,我军组织人马在北边挖洞"的状况。

同时,采金局针对日寇势力控制不到的地方,成立了护矿大队,保护那些私人开办的小金矿;当时,这些小金矿虽没被日寇控制住,但多如牛毛的土匪、伪军对他们的危害非常厉害,有了护矿大队的保护,矿主再也不怕土匪了。护矿大队也对矿主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激励矿主为全民族抗战贡献一份力量,矿主们欣然拥护,积极主动献金、捐金。

采金局还派出工作组,深入金矿附近的村镇,秘密进行抗日宣传,鼓励百姓支援抗日的八路军,因此,广大群众积极向工作组售金、捐金、献金,仅在玲珑一带,工作组每周都能征购30到50两不等的黄金,比如1942年,我党的地下收购站收购黄金就达3188两。当时黄金收购工作不仅风险大,而且要绝对保密,即使对自己的父母、妻儿都必须守口如瓶,比如掖县北吕家村的吕品三烈士为党筹集黄金英勇献身,其事迹几十年之后才为人所知。

当然,这些在主矿外围开采的小矿、小淘金点采金量很小,且群众手里的存量黄金毕竟有限,因此采金局的工作重点还是在与日寇的“虎口夺金”。

1939年冬,中共胶东区委书记王文特地交给苏继光(时任胶东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一项任务:到招远筹集黄金,要求其“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

当时,招远蚕庄、灵山一带的产金区,有七八个矿场控制在不同的矿主手中,苏继光化装成矿工融入到蚕庄金矿矿工队伍,他和工友们同工同住,一边干活,一边宣传革命,很快将工人们团结起来。他了解到天津籍矿主许老板既拥有采矿权,又有枪支,且与国民党地方武装孙务本矛盾很深,于是以国府官员和山东省总工会的名义“视察”金矿,取得许老板信任,得到所藏枪支,组成8支工人护矿队,有效地控制了矿区生产。

随即,苏继光又与王文磋商,以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特派员”的名义,前去传达军令部“指示”,要求各方配合胶东作战,遏制日寇掠夺黄金,迫使孙务本主动撤离蚕庄金矿区,旋即由八路军第五支队十四团一营进驻,全面掌控蚕庄金矿。之后,中共胶东区委又拨款1.5万元新办金钱沟金矿,以5万元矿租费再办隆兴金矿。同时采用招标办法,对外租赁矿点采矿权,集中收购黄金。

1941年6月,中共胶东区委夺金小组秘密潜入敌人占领的玲珑金矿,在矿工中成立组织,领导矿工机敏巧妙地与敌斗争,采用许多巧妙的方式将金矿石、矿粉偷运出来。比如用高度相似的普通石头偷换金矿石,石头上交日寇监工,真正的金矿石则伪装成“矿渣”运出矿外;为了把金精粉带出,矿工们想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有的藏进破棉袄里,有的夹在双层的鞋底里,有的藏在挖空的棍棒里和送饭的篮子里,甚至有的把汞膏(也叫混汞金,回去加热使水银蒸发即得到品位很高的金子)塞到菜饼子里,一边吃着一边接受门岗检查……。

这些手段,其实也是金矿矿工千百年来对抗贪婪矿主的“老把式”,矿工做起来得心应手,方法也是五花八门,可以说只有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由于做得干净利索,鬼子起初毫无察觉,这里每班生产的混汞金有一半被工友们偷送到我党的地下黄金收购站。

姜璇是当时打入玲珑金矿的地下党员,他利用担任选矿课管理人员的身份,和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和日本人展开机智斗争。

姜璇不仅组织矿工往外带黄金,而且还利用自己选课长的特殊身份秘密运出大量黄金和水银。后来,日本人觉察到选厂的出金量越来越少,怀疑工人中有八路军,几番搜查却没有结果。

在一个严冬的夜晚,日本选矿课三本课长把负责磨浮工序的老姜叫到办公室,让他接替值夜班的选矿课副课长椎首的职务。起初,老姜觉得这是个偷金的大好机会,继而一想又觉得事情似乎不这么简单,大概率是日本人在下套,万万不可贸然行事。可他又想,这个机会难得,也不能白白放过,让敌人的诡计得逞。于是,他同几个骨干分子商量了一下,作了周密的部署,在机器轰鸣声的掩护下,几十个工友一齐动手淘金,天刚发亮,他便叫工友们收拾好现场,各自回到了岗位上。

随后没多久,三本带着一帮鬼子急步走进了选厂,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气势汹汹地把工人们赶出厂房,在选厂门前排成一字形,鬼子监工开始对每个工人进行搜身。工人们的衣裤、鞋子,全都搜到了,连头发也被摁到水进行冲洗,但一无所获,气得日本鬼子哇哇大叫。三本哪里知道,老姜和工友们早有准备,淘出的金子已被工人预先藏起来了,根本没有带在身上。

金子还是照常减少,生产也不断出事故,不是阀门坏了被迫停车,就是机器发生故障被迫检修,弄得鬼子疲于应付,苦不堪言。无奈之下,鬼子把驻龙口的宪兵调到选厂昼夜把守,对工人进行严密监管,工人们不时或遭宪兵毒打,或被带去审讯。

这一招虽然对工人的斗争行动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丝毫阻止不了工人们为支援抗日而顺走黄金的行动。山本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到了1944年下半年和1945年上半年,玲珑矿区内外几乎成了八路的天下,连我的助手好朋友姜璇也是八路(地下党员)……在矿内只要一集合队伍,工人中的八路就出去送信,所以日军每次出去扫荡,总是遭伏击。

尽管矿工采用许多方法斗争,但日寇控制的金矿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开采出来的黄金还是非常可观的,眼看日寇将一辆辆装载黄金矿石的汽车大摇大摆地开出招远,我抗日军民度非常痛心;为了尽快筹集到更多的黄金,同时也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胶东党组织决定,采取更加直接的方式夺取黄金,那就是武装截击日寇运金车。

当年日本掠夺的黄金主要是通过招远到龙口港的龙招公路,然后在龙口港海运到日本;从玲珑到龙口港沿途有数十个村庄,日寇在这条公路上每隔几里就修建一个据点,岗哨林立,重兵把守,要想截击运金车困难重重,但胶东军民团结一心,紧密配合,与日寇斗智斗勇,截击运金车之战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从1939年到1944年春,胶东军民先后在龙招公路沿线的沙埠村、小李家、张星、槐树庄、黄山馆、张华山头等处,多次伏击日寇的运金车,炸毁敌汽车30余辆,消灭日伪军200多名,缴获了大量富矿石、金精矿和军需、生产等物资。

“虎口夺金”既筹集了大量的黄金,又阻滞了日寇的掠夺。

筹金不易,运金更难;拿到了黄金只是成功的第一步,将到手的黄金完好无缺地送往延安或我党指定的地方才算是完成任务。

从胶东把黄金安全运到延安,路途遥远,需要穿越上百道封锁线,越过犬牙交错的敌占区和国民党顽固派控制区,特别是胶东到沂蒙,大部分路段是日军的占领区,日军通过汉奸内线获悉我方将黄金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沂蒙山区后,更是想尽办法在途中拦截和争夺。

黄金运送通常采用开辟运送通道、分段接力、运金部队护送等方式通过敌占区和封锁区。胶东区委根据战时形势,先后开辟了“滨海” 、“渤海”、两条路线,先将招远的黄金通过这两条路线,运到我党力量相对集中的鲁南、鲁中根据地,然后在鲁南根据地出发,经微山湖到达湖西根据地,然后运到冀鲁豫边区,再运到八路军实力强大的太行山地区,到这里就安全多了,之后运到延安就不再那么危险了。时任鲁中工商局监察专员的孟英曾讲述过,山东分局收集上来的黄金绝大部分送往延安,分局主要领导黎玉亲自安排送金任务,哪个部队送,谁负责,走哪条路线,都绝对保密。

1941年底前,八路军由胶东向沂蒙山区运送黄金主要走“滨海”路线,从胶东根据地的大泽山区出发,经过高密、诸城、莒县等地,最后到达沂蒙山区根据地的大后方岸堤地区,这儿是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军区(山东纵队)所在地,交接完黄金后,再由此择机转送延安。

从1942年春到1943年8月改走渤海通道。"渤海走廊"东起胶莱河,经平度、昌邑、潍县,西至寿光县东北部的榆树园子村一带,沿途有40多个村庄,这条路线东西长120多公里,南北宽不过10余里,象一条带子状通道,两头分别连接着胶东和清河抗日根据地(后改称渤海军区),再南穿胶济铁路进入鲁中区或沂蒙山区的山东分局驻地。

1943年夏天,八路军胶东军区与鲁中、滨海两军区东西夹击,再次打通了高密、诸城、莒县的生命交通线。此后,胶东军区黄金运送部队重走高密、诸城、莒县这一黄金交通线,"渤海走廊"基本停用。

中共胶东特委和八路军为确保黄金安全运送到目的地,在兵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不惜动用"重兵",组建了一支负责运送黄金的 “神秘”的队伍,这支部队没有番号,人员也没有登记。当然,被选派的队员绝对是政治绝对可靠、作风干练、严守纪律的优秀八路军战士,它们身穿特制衣服,将黄金装在衣袋里,基本上每人携带10两左右,这样既方便行军,遇到敌情也能随机应变,灵活应付,黄金运送任务每月都有,甚至不止一次。

为了防止走漏风声,胶东军区黄金运送部队都接到过严令:任何人都不许透露运送的时间、地点和部队番号、兵力和交接的过程。因此,每次护送开始前的最后一刻,护送人员才会接到上级领导单线下达的指令,至于护送的到底是些什么人,要到什么地方去,除了领队外,其他人肯定一概不知。

由于运输过程中随时可能遭遇敌人的围追堵截,所以需要沿途各根据地抽调规模不小的部队组成“护金部队”。送金队伍和护金部队密切配合,舍命相助,在整个持续6年多的护送黄金的行动中,无数英雄血染运金路,却没发生过一起携金叛逃事件,没丢失过一两黄金。

1940年9月,曹漫之(时任胶东北海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趁去省参加行政会议的机会,带领一个约八百人的精干团,穿着特制衣服,将约6000两黄金和一众北海币、法币,历尽艰险,安全送到山东分局。

1940年冬,贾若瑜(时任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副校长兼八路军第一纵队教导团团长),带领两个营的兵力,亲自护送3万两黄金,前往山东分局,途中遭遇日军1个团的兵力。贾老后来回忆:“这次算是我们送金子最多的一次,最大兵力最大的一次,平时是一个连,这次是两个营,这次实在是太多了,有3万多两,几十匹骡马……。路上遇到敌人大扫荡,我们躲下这一劫。又过了几个封锁线,把金子交给了山东分局。

1940年胶东党组织派遣苏继光、陈文其等率部队,先后三次向鲁南区送黄金2万两,后由鲁南区委领导到延安开会时将黄金转送党中央。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对此感叹不已,并告诉鲁南区委领导,以后有机会,让筹黄金的苏继光等三位同志到延安见面。由于战事频繁,一直未能成行。“文革”中苏继光遭到迫害,理由是“把黄金送给国民党南京政府”,周总理得知后说:“我知道这件事。当时苏继光同志是把黄金送到了延安,不是送到南京。他是个大功臣,朱老总也可以证明嘛!”苏继光因此受到保护。

1941年冬天的一个漆黑的夜,胶东一支运送黄金的八路军部队在诸城县某村宿营时,突然遭到大批日军的偷袭。他们血战突围回到胶东后,找到敌工部日语翻译,异口同声的学着说一句日语,翻译一听,是"黄金部队"的日语发音。原来,在突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日军都在高叫着"黄金部队,黄金部队"。事后侦悉,日军对我军运送黄金的这支队伍已经"关注"很久了,并将之称为"黄金部队",一旦获知了"黄金部队"的行动路线,就提前设伏,妄图一网打尽。

栾志山(抗战期间在中共招远县委和北海银行胶东分行做党的交通和保卫工作)曾回忆:1941年的冬天,我们在北海银行刚把200斤金条、元宝、银元用箱装好要运往西海,突然来人报信,敌人来了,我们忙把金银箱子扔进老垛顶后竹园村的一眼井里,两天后将金银捞出,总算安全地将金银押解到了西海。这次押送的金银有3000多两。

1943年秋天,王德昌和二十多名战士组成了运金分队,在队长“孙大个子”带领下,每人携带四五十两黄金,夜行晓宿,长途跋涉,由鲁经冀入晋,到达山西境内汾河流域一个叫雁鸣渡的河畔时,突然遭遇日军,为了保护黄金,他们共立誓言:“人金共存亡,宁丢性命,不丢黄金”;孙队长将队伍一分为二,两人的黄金集中由一人携带,一半人快速渡河送金,一半人留下全力阻击掩护;包括孙队长在内的阻击人员全部牺牲,渡河的也牺牲二人、伤三人,全部黄金最终送达延安,但出发时的26人,最后仅剩6人,其余20位战友牺牲在送金路上。

1944年5月,南掖独立营与平西四区队赶着20头骡子,驮运铁、木箱40余个,装的全是金银及小手榴弹,金银送中央,小手榴弹送清河军区。

1944年7月,胶东区行署财政处处长孙揆一、民政处副处长田祥亭,带领数十名干部,趁参加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会议之机,押送几十匹骡子驮着一批黄金和布匹,从海阳古现村出发,由胶东主力部队护送过胶济铁路,再由滨海军区部队接送,经过滨海通道,运送到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驻地。

王一民领导的招远独立大队常常伪装成结婚的队伍运送黄金,他将马车里面暗中设置夹层,然后把黄金藏在其中,再用木板等盖住,队伍乔装成结婚的村民,就这样悄悄地把黄金运走。除此之外,由于王一民家里从事卖酒生意,王一民一家心生一计,将酒坛子变成了重要的运送黄金的容器,黄金放在酒坛的最底层,然后再装满酒,伪装成运酒的商人,就算是日军要检查,也只能看到满坛子的酒;那些遗存到如今,布满枪眼的酒坛子似乎还在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更难得可贵的是,许多重要革命领导人也亲自加入带金行列,1942年3月18日,刘少奇从苏北根据地回延安开会,路过山东,便和随从一起携带上1万两黄金,穿越了103道封锁线,走了整整9个月,才终于安全到达延安;还有徐向前、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领导人离开山东去延安时,也都带过黄金。

1944年10月,为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破坏掉日军对胶东黄金的掠夺,胶东区委成立中共玲珑采金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当地党组织、敌工站和武工队开展对敌斗争,当时招远的抗日根据地和争夺区占全县面积的80%左右,是胶东地区最好的县份之一。

在日本投降前夕,玲珑工委积极组织矿工严密监视日、伪军的活动,开展护矿行动。敌工站利用各种关系策动台上村据点伪军副连长刘子欣反正。1945年8月16日夜,在玲珑解放前夕刘子欣投诚,拔掉了台上据点,为解放玲珑打开了大门。到抗战胜利,驻玲珑金矿4个伪军中队中有三个伪军中队长,三四十个班排长和敌工站建立了关系,纷纷表示争取立功赎罪。

1945年8月21日,周恩来副主席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华北第一大金矿——玲珑金矿,解放了!”

由于我党在日军投降前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玲珑金矿没有遭到一点儿的破坏,得以完整接手,九月份就马上恢复了生产,当年产黄金3万多两。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5年间,胶东特委和玲珑金矿至少筹集了13万两黄金送到延安党中央。按照《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计算,这些黄金相当于1943年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其价值在当时可以购买5.99亿斤小米,6.5亿斤高粱,4.99亿斤小麦。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这13万两黄金的到来,极大地缓解了延安紧张的财政经济状况,为延安打破敌人封锁,换购到紧缺物资,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还为稳定边币币值、降低通货膨胀、稳定延安经济金融秩序作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在抗战的后八年中,招远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82次,独立作战1204次。先后有4860余名优秀儿女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1365名优秀儿女为国捐躯。

日本投降后,胶东行署北海采金办事处直接领导招远的采金工作,采金办事处进驻玲珑,成立“玲珑矿务局”; 国营金矿归“玲珑矿务局”领导,民采(私营)的金矿划归“灵山采矿办事处”领导,胶东行署从人力、物力上给予金矿大力支持。

为迅速恢复生产,1946年4月,毛主席亲派延安科学院副院长陈庚波博士来玲珑金矿指导工作,中央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又从上海调来工程技术干部李方一来此工作,山东省委也特派参议员张之武等到玲珑金矿帮助,并将滞留解放区的日本技术人员,送到玲珑金矿为我所用。

有了党中央的关心及上级的支持,招远黄金产量大增。1946—1949年,全县生产收购黄金228571两,白银37100两,银元30251枚,全部上交,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

时至今日,因年代久远、史料湮没、当事人多已故去,更由于当时严格保密原因,已经很难得出一个胶东军民向党中央密送黄金的确切数量,但通过对胶东的黄金资源情况、档案史料记载、有关人员回忆等互相佐证,可以得出结论:战争期间,胶东地区向党中央及其根据地和解放区密送黄金超过43万两。

从抗战到解放战争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英勇的胶东军民用“43万余两黄金没有短缺半两,最后一克黄金必须上交党中央”的伟大壮举,彻底诠释了什么叫义无反顾!什么是革命情操!他们谱写的英雄乐章永远值得后人颂念!

建国以来,招远市又累计向国家交售黄金超过2000万两,黄金生产连续38年雄踞全国县级市之首,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经济建设,为我国黄金事业发展做出新的突出贡献。2002年,招远获颁“中国金都”的光荣称号;2022年,招远市入列中国百强县第54名,招远人民依旧续写着它那“招携怀远”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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