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为什么会有白色的,中央的黄金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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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金为什么会有白色的

黄金为什么会有白色的

大家伙，欢迎来到认知金字塔，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悬案。

当年苏区政府为了解决上海的临时中央的资金困难，向其发去了120两黄金。这批黄金交由7名交通员先后负责转运，但最终，第7名交通员竟然和黄金一起神秘失踪，继而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临时中央遭受巨大损失。

因为种种原因，这事成了一桩悬案，直到18年后，毛主席下令彻查。之后几名侦查员经过数月坚持不懈的追寻，终于从茫茫人海中找出了失踪的第7名交通员。而这个人在见到侦查员后，却说了一句话：你们终于找来了，我等你们很久了。原来侦查员之所以能够找到他，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了他故意留下来的证据。

那么，第7名交通员为何突然失踪，又为何故意留下线索让人找到自己？那批黄金到底去了哪里？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起案情之离奇，破案过程之曲折，常人几乎难以想象的“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

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月，中央要求对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侦查。其中一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作为五大悬案之一，被交给上海方面负责侦破。

为此上海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一个4人小组负责侦查此案。但是侦察组拿到这起案件的相关案卷后，原本跃跃欲试的心情却变得无比复杂。

因为这起案件的卷宗上盖着很多中央部门的印章，显然案件是非常重要，但是这卷宗却总共只有两页资料，对案情的介绍非常简单，而以侦查员的经验，一起悬案如果资料越简单，说明线索越少，侦破的难度也就越大。

侦查员在仔细看完卷宗后，经过认真分析，最终决定先去北京找本案的第一当事人林伯渠了解案情的详细情况。

当时林伯渠任职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公务非常繁忙，不过在得知4人的来意后，还是特意抽出时间，向侦察组讲诉了18年前的那桩黄金失踪案。

1931年，位于上海的临时中央面临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以致工作都无法顺利开展，甚至无法在白区保障中央机关的安全，于是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向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去密电，希望苏区能够紧急拨款援助，以维持临时中央的正常运作。

苏区收到密电后，非常重视，虽然当时苏区本身经费也很紧张，但还是决定拨给临时中央120两黄金。这120两黄金按购买力计算，相当于现在差不多500万人民币。

而这批黄金正是由当时在苏区主持财政工作的林伯渠负责调拨的。

林伯渠紧急从苏区银行调来一批当时打土豪没收的黄金首饰，请当地金匠将其熔化加工成12根金条，每根重10两，装进一个特制的白铜小盒，再用白锡焊封上盒口。

黄金是准备好了，但接下来如何将黄金送去上海，才是最关键也是最为艰巨的。因为上海距离瑞金很远，而且还是白区，要带着这么一批黄金潜入，难度非常大。

考虑到单独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所以林伯渠决定由7名交通员以类似交接棒的形式负责转运这批黄金，以瑞金为起点，对应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和上海七个落脚点。

这7名交通员也是经过严格筛选，并由专人推荐，他们不知道自己护送的是什么，彼此之间也不认识。

考虑到这批黄金价值巨大，并且路上风险也很高，7个交通员又互不认识，所以林伯渠还采用了一套特殊的交接核验程序，他亲手写了一个“快”字，让人刻在一枚硬木印章上，然后按照“快”字的7个笔画，将印章分成7部分，再分别寄给2-7号交通员以及上海临时中央的接头人，以作为信物，当他们从前一名交通员手上拿到黄金后，就会将自己的这部分信物交给对方，对方则拿着信物上交，以证明自己完成了任务。

1931年11月6日，1号交通员拿到黄金后，从瑞金出发赶往南平，顺利的话，几天后，2号交通员将从1号手里拿到黄金，再从南平赶往福州，交给3号交通员……这样一路下来，预计在1个月内，黄金就能送到上海。

可是直到12月底，上海那边已经向苏区发了5封电报，都还没有收到那批黄金。

苏区这边意识到肯定出问题了，之后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6枚笔画印章找到林伯渠，林伯渠一看，发现还缺第7枚印章，这意味着，黄金已经顺利交到了第7名交通员手上，但该交通员并没有将黄金送到上海。

由于这些地下交通员的身份来历都属于高度机密，别说苏区政治保卫局不了解，甚至连中央特科都无法查到他们，就只有个别中央领导跟他们有联系。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只好找到掌握第7号交通员的那位中央领导。

中央领导得知情况后，赶紧联系那位交通员，结果发现，那位交通员联系不上了。

而因为那批黄金没能够及时送到上海，临时中央由于严重缺乏经费，很多工作都无法展开，继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比如当时有多名同志被捕后，因为没有资金，无法安排营救，导致他们都遇害了，甚至还有几名伤病的地下党员，因为没有钱，无法得到及时治疗而牺牲……

之后由于形势进一步恶化，临时中央被迫撤出上海，苏区红军则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这起黄金失踪案也暂时被搁置，成了一桩悬案。

只是由于这起案件带来的后果很严重，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也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所以它始终像刺一般，扎在几名当事人的心头，让他们久久无法忘怀，其中就包括当时任苏区领导的毛主席。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就立刻要求彻查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等历史悬案。

上海4人侦察组听了林伯渠的介绍后，对案情经过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而要侦破这起案件的关键，就是找到当年莫名失踪的7号交通员。

可就算在案发之初，苏区政治保卫局乃至中央特科都没能找到他，现在又过了18年，再想把他找出来又谈何容易。更让侦察组感到头疼的是，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已经在1946年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了，所以现在已经没人知道案件的具体情况。

不过就在侦察组束手无策时，林伯渠提供了一个消息，说他知道从瑞金出发的1号交通员姓秦，还给高自立当过警卫员。

得到这个消息，侦察组4人不由眼睛一亮，心中立刻有了思路，觉得或许可以从1号交通员开始往后挖，直至将7号交通员找出来为止。

于是4人立刻出发前往沈阳，去找当时正担任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的高自立。之后他们从高自立那里得知，那名警卫员名叫秦朴，目前在13兵团任副师长。

侦察组马不停蹄地赶到广西南宁的13兵团驻地，找到了秦朴。经证实，秦朴果然就是那位1号交通员。

但接下来秦朴的话却让侦察组的心凉了半截。

他告诉侦察组，虽然他对当年那次任务印象非常深刻，并且从瑞金出发，赶到南平后，也顺利将黄金交接给了2号交通员，但是因为组织要求，他和2号交通员几乎没有任何任务外的交流，不仅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甚至连对方相貌都没仔细去看。

线索就这样中断了，侦察组只好失望地离开南宁，先回到了上海。不过刚到上海，他们就得到了一个消息，原来上海公安局为了侦破黄金失踪案等悬案，去中央调取了一些绝密档案，结果找到了当年运送那批黄金的交通员的姓名、籍贯等资料，只不过资料中唯独没有关于7号交通员的信息。

侦察组也没有太多失望，至少线索再次续上了，并且有了这些信息，可以帮他们节省很多精力。他们顺着资料，逐一找到2号至6号交通员，搞清楚了从南平到松江这前6站的情况。

而重点是第6站的交通员，侦察组希望能通过他，找出关于7号交通员的更多信息。

6号交通员名叫刘志纯，他告诉侦察组，当年他在杭州西湖楼外楼从5号交通员手里拿到了黄金，之后便坐火车到了松江，入住在“汉源栈房”，第二天7号交通员赶来，两人用暗语确定了对方身份后，就交接了那批黄金。

值得一提的是，之后刘志纯回到杭州，上交了从7号交通员那里拿到的信物，表示自己已经完成任务。但后来，因为他的上线出了事，他和组织失去了联络，时间一长后，他就脱了党，成了一名普通群众。

不过解放后，他还是主动找到政府，向组织反映了当年做地下交通员的情况，包括运送黄金这次任务，也因此，上海公安局拿到的中央绝密档案中才会有他的信息，否则侦察组都不一定能找到他。

但是刘志纯对于7号交通员的身份也并不了解，他只记得对方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男子，当时身穿黑色棉袍，头戴黑色绒线帽。

至于7号交通员到底是什么人？在拿到黄金后，他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有把黄金送到上海？这些，刘志纯一无所知，线索再次中断。

1952年2月1日，侦察组匆匆前往松江，准备去刘志纯和7号交通员交接黄金的“汉源栈房”看看，希望能找到关于7号交通员的更多信息。

结果到了松江，他们却打听到，汉源栈房在1937年就关门了。

之后他们找到了汉源栈房的老板林汉源。然而林汉源当时已经六十多岁，并且因为中风已经在床上躺了三年，根本想不起来18年前是否有一个身穿黑色棉袍的男子去过汉源栈房。

不过通过林汉源提供的信息，侦察组找到了当年在汉源栈房做账房先生的褚国宝。褚国宝因为在1947年牵涉一起抢劫案，被判5年有期徒刑，当时还在苏州监狱服刑。在侦察组找到褚国宝后，他非常配合，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虽然对于18年前的事也毫无印象，但却告诉侦察组，自己保存有当年的账本。

侦察组又回到松江，去褚国宝家拿到了账本。虽然他们通过账本，证实了刘志纯当时确实入住汉源栈房，但账本上也没有关于7号交通员的任何信息，毕竟那时候客栈账本一般都只记录住店旅客的信息，不会记录访客信息。

不过，这也让侦察组突然想起一个事，那就是不管林汉源还是褚国宝，都对7号交通员没什么印象，那说明对方可能也不是松江人。而7号交通员要和刘志纯在松江做交接，很可能也要住客栈，那么或许侦察组就可以去别的客栈查找关于他的信息。

经过一番打听后，侦察组得知当年松江除了汉源栈房外，还有另外4家客栈，只是经过详细排查，这几家客栈，也没有当年关于7号交通员入住的信息。

侦察组忍不住猜测，7号交通员当时会不会没有住客栈，而是寄宿在当地人家里呢？

然而，在当地公安部门协助下，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排查后，仍旧毫无结果。

线索又一次中断了，侦察组忍不住有些心灰意冷。查了这么长时间都没什么结果，眼看年关将近，他们决定先回上海汇报工作再说。临走前，一名侦查员去见了自己在松江区军分区司令部任职的老乡，那老乡听说他们来意后，便特意将另外三名侦查员也请过去一起吃饭。

吃饭期间，几人谈起当年的黄金失踪案，结果正给他们做菜的厨师老柏听说后，提醒他们，当时松江城除了汉源栈房等5家客栈外，松江的保安团司令部还开了一个内部招待所，如果社会旅客有保安团军官介绍的话，也可以入住。

侦察组听到这个消息后，喜出望外，当即就取消了返沪的计划，跑去松江公安局查当年保安团的档案，结果还真找到了保安团内部招待所的旅客入住登记资料。

在刘志纯和7号交通员交接黄金的那几天，招待所招待的社会旅客总共只有三人，其中两人是一对夫妻，跟7号交通员对不上，而剩下一人，名叫梁壁纯，来自上海，担保人是保安团第一营营长郭洪顺。

这个梁壁纯立刻引起了侦察员们的重点关注，而且通过旅客登记薄上的担保函，侦察员了解到，担保人郭洪顺的叔父郭北昌在上海开了一家名叫“祥德源国药号”的药店，梁壁纯则是这家药店的店员，这次来松江是跟一家药商联系采购药品的。

侦察组立刻赶回上海，顾不得过春节，就去查找有关“祥德源”的信息，结果却打听到这家药店老板郭北昌早在1941年就已病逝，随后药店也很快关了。

侦察组不死心，跑去“祥德源”当年旧址四处打听，结果从一个老人嘴里得知，当年药店里确实有一个姓梁的店员。他们再接再厉，找到了几位也曾在“祥德源”工作过的人，终于打听到了关于梁壁纯的更多信息。

梁壁纯是江苏嘉定人，很早就到药店工作，由于认真负责，所以很快得到了老板赏识，让他负责药材进货的工作。

而那一次梁壁纯去松江“进货”回来后，跟老板说要回家休息，下午再回药店工作。结果却迟迟没有回去，等药店老板找到他住的地方，却从其邻居那里得知，他并没有回过住处。

老板当即报了警，巡捕房的人搜查了一番后，却没什么结果，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侦察组还拿到了一张由药店员工提供的梁壁纯的照片，拿去给杭州的刘志纯看后，刘志纯确定他就是7号交通员！

侦察组不由怀疑梁壁纯是不是拿到那批黄金后，自己私吞潜逃了。

侦察组又找到梁壁纯的老家江苏嘉定，在当地一些部门的配合下，经过大规模排查后，找到了梁壁纯的师傅陆积福。

陆积福告诉侦察组，梁壁纯住在嘉定南门外，家里有3个孩子，媳妇小名叫贞姑，后来梁壁纯失踪，贞姑就带着孩子回了娘家黄渡镇。

侦察组又立即赶去黄渡镇，结果打听到在1942年，有人开着小船，将贞姑和几个孩子接走了。

侦察组怀疑当时接走贞姑和孩子的很可能就是梁壁纯，于是他们继续打听，终于从贞姑亲戚那里得知，贞姑一家确实是跟着梁壁纯搬去了上海浦东的洋泾镇。

1950年3月4日晚上，侦察组突袭了梁壁纯位于洋泾镇的住处。结果当侦查员破门而入时，梁壁纯虽然有些意外，却又显得异常平静，他淡定地说：“你们总算来了，我等你们很久了。”

梁壁纯主动向侦察组做了陈述，但他说的内容，却和侦察组先前猜测的大相径庭。

梁壁纯说，他确实就是当年的7号交通员，并且也确实从6号交通员手里接收到了装有黄金的箱子。当然了，他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黄金。

之后他从松江乘坐渡轮到了上海，下了码头后，招了辆黄包车。结果黄包车在上曹家渡桥时，速度明显慢了下来，紧接着后面突然冲上来一个人，嘴里喊着说“我来帮你推车”，但手里却拿着一块纱布捂在了梁壁纯的鼻子上。

梁壁纯只闻到一股浓浓的药味，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感觉头脑发晕，很快就昏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家客栈的床上，自己身上的财物和他奉命护送的那个箱子都不见了。

他第一时间就想要报警，但又想起自己是地下交通党员，如果报警说出事情经过，那无异于是向敌人自曝身份，但如果找组织如实交代，他又怕组织不会相信，并且就算组织相信了，那也是他执行任务出现重大失误，恐怕也会受到严重处分。

所以想来想去，他害怕了，考虑到自己还有媳妇和三个孩子需要照顾，于是他选择离开药店，跑到浦东洋泾镇一座破庙里，跟着个老僧出了家。两年后老僧去世，他便还俗，化名为“申继谷”，在洋泾镇上开了一个维修钟表的摊子。

直到1942年，他估计风头已经过去，就将自己的媳妇和孩子接来上海同住。

不过梁壁纯说，虽然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但他心里始终放不下这件事。每次回想起来，愧疚、害怕、不解和好奇等种种情绪就会萦绕他的心头，让他几乎难以呼吸，他也很想知道，当年到底是谁抢走了那批黄金。

这些年，他很多次都想去自首，却又始终鼓不起勇气。所以他心底里倒是有点希望组织有一天能够找到自己，进而找出真相。之前他媳妇贞姑回娘家探亲时，正是在他的授意下，跟亲戚说了他们现在的住址。

调查组根据梁壁纯的话一一查对，确定他说的都属实。所以这起案件绕来绕去最后就是一桩抢劫案，只是这到底是一场早有预谋的抢劫，还是一次机缘巧合的抢劫呢？

如果是有预谋的，说明当时是有人泄密，或者说有内鬼，那这个事情就更加严重了。

不过很快，侦察组就推翻了这个可能性。毕竟当时知道这个任务的人极少，除了7名交通员外，都是党内领导人，而7名交通员都不知道他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不可能预谋做这种事情。

因此，就很可能只是一次机缘巧合的抢劫。

但这样一来，要想破案，难度非常大，毕竟梁壁纯对抢走黄金的人几乎一无所知，而且还过了这么多年，所以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侦察组突发奇想，决定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碰碰运气，调查那些新中国成立以前就被判刑，或者有过抢劫、盗窃等前科案底的在押犯，也许他们能有人提供些相关的线索。

结果真的让他们碰上了，一个名叫冯安宝的犯人，说他有个表哥，在1931年冬天借走了他家的黄包车。过了好一阵，表哥终于将黄包车还了回来，然后就没跟他联系了，后来他听说表哥突然发财了，开了家商店，生意好得很。

调查组顺藤摸瓜找到了冯安宝的表哥吉家贵，审讯十分顺利，吉家贵交代了当时作案的目的是为了筹款开店，而之所以会抢劫梁壁纯，则纯属于偶然碰到，并非事先预谋。

他交代了和他一起抢劫的，还有叫刘阿古和庄克的两个小伙伴，但庄克早年跟随果党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随后侦察组在刘阿古和庄克两人家中搜出了部分黄金和当时装黄金的盒子。

很快，人赃俱获的吉家贵和刘阿古就被判处了死刑。

梁壁纯也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不过考虑到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加上他协助破案有功，所以没关几天就被释放了，交由地方“监视居住”。那么至此，这桩悬案在无比曲折的办案过程中结束了。

好啦，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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