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为什么是战略,发展黄金工业是国家战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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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金为什么是战略

黄金为什么是战略

编者按21世纪是一个变革的世纪。在金融领域，面对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工具、变幻无常的货币政策、一次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人们迫切希望在变动不居中寻求一种安全稳定的价值尺度。黄金再次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对黄金的内涵和价值再审视、再认知成为全行业、全社会的共识。

在国家黄金战略论坛召开前夕，本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黄金工业的发展历程，寻找构建国家黄金战略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希望文章能为国家黄金战略早日落地提供参考。

数千年人类文化的积累沉淀，使黄金成为了一种具有强烈金融属性和政治属性的特殊金属，黄金生产因此具有了深厚的国家战略价值。

我国曾先后于1957年、1964年、1975年和1986年，4次出台过加快黄金工业发展的国家文件，每一次都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选择。

共和国历史风云中的黄金工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曾经叱咤风云的黄金被打入“冷宫”，黄金生产甚至没有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很快，黄金便由共和国的“弃儿”，变为了“宠儿”。

1957年：外汇支付困局使我国黄金发展政策更弦易张

新中国诞生后的首要工作是实现工业化，这是200年来仁人志士追求的民族振兴之梦。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围绕苏联援建的156个成套项目展开的。这156个成套项目奠定了新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但这是有代价的。

我们承担了出兵援助朝鲜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需要从苏联进口军事装备。而之前，为进口军备解放台湾，毛主席访苏已向苏联借款3亿美元，因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朝鲜战争爆发而使解放台湾被搁置。

因而双方商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为界，之前订货以全价支付，之后以半价支付，总计欠苏联30亿元人民币。

1955年，根据中苏两国协议，苏联将其占有的我国辽宁旅顺港交还给中国，撤退时移交了一批装备，折价9.8亿元人民币。

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以货物贸易方式进口的机械设备，因我国无法交付合同规定的农产品(行情000061,买入)和矿产品而形成的欠款25亿卢布，折合17亿多人民币。

总计以上形成对苏联欠款57.43亿元，按当时的汇率1∶2.5计算约折合23亿美元左右。这笔欠款是必须要偿还的，但遇到了极大困难，当时我们的偿还能力严重不足。

新中国一穷二白，外汇黄金储备极少。从1952年到1960年的9年间，年均外汇黄金储备不足3亿美元（2.92亿美元）。那时欠款23亿美元是我国黄金外汇储备的7.88倍，国家显然无力支付。另外是以增加农副产品出口创汇还债，但是在今天看来，当时极左的农业政策对农业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约束，国内供应日益紧张。1954年，粮食统购统销，定量供给，票证越发越多，农副产品供应全面紧张，出口必然萎缩。从1950年至1957年的8年间，外贸累计逆差43.8亿元。所以，通过外贸创汇还债也没有把握。在以上途径无望的情况下，希望的目光移向了黄金。195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大力组织群众生产黄金的指示》，这是第一份发展黄金生产的国家级文件。

《关于大力组织群众生产黄金的指示》明确指出：“由于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家对黄金的需求日益迫切，但是近年来黄金的生产反而萎缩。各省、自治区必须把黄金生产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事业来领导，按期完成黄金生产任务。国家经委和计委无论在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内，都要将黄金生产作为国家主要产品指标，下达各省和自治区。”

在共和国的这个特殊时刻，领导层认识了黄金的价值，启动了发展黄金生产的全民运动，将黄金工业置于了国家“重要的生产事业”的位置。但是，黄金生产的“群采”路线经事实证明，并没给黄金生产发展带来足够的推动力。在之后的数年中，我国的黄金工业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持续发展，反而大幅下降。1962年，黄金产量比1957年下降了34.07%，创我国黄金产量最低记录。

《关于大力组织群众生产黄金的指示》的出台，并没有改变国际外汇支付困难的窘况，达成国家战略目标仍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而此后，天灾人祸的来临使发展黄金生产更具紧迫性。

1964年：面对天灾人祸造成的困难，黄金工业发展再加力

上世纪60年代，我们遇到了很大的经济困难。大量进口粮食需现汇支付。在现汇短缺的情况下，国家于1959年和1962年动用了黄金储备，两年各抛售了100万盎司，总计约62.21吨黄金。按每盎司35美元金价计算，创汇7000万美元，折合3.18亿元人民币。

在今天看来，这并不是一笔很大的外汇支付，但在当时却是动用了“老本儿”。减持的62.21吨黄金储备相当于我国1949年至1959年11年黄金总产量，且黄金储备减少了40%，由500万盎司下降到300万盎司的历史最低水平。

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来说，这次减少黄金储备是伤了筋动了骨，从而引起了党和国家高层的更大关注，推动黄金工业发展的呼声，从国务院业务层面上升到党中央政治层面。

在这一历史时期，积极推动黄金工业发展的代表人物是老革命家、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在不同场合，他多次提出要发展黄金生产。1959年，董必武视察东北三省，每到一地都要谈黄金生产，十分关切黄金生产趋势。1959年5月在视察时，董必武指出：“黄金，包括白银，不仅在工业上用量可观，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市场上，黄金是最重要的自由外汇。增加黄金生产是扩大积累、扩大进口的一个简捷便宜的方法。”在1994年5月至6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董必武又重申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并使毛泽东表态：“董老提倡挖金子、银子是对的，要多挖金子、银子。”这是毛泽东不多见的对金银的表态。

在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主持召开了“黄金生产与经营座谈会”。1957年，《关于大力组织群众生产黄金的指示》下达后的8年，比之前8年国家对黄金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提高了10多倍，新增生产能力扩大了近6倍，但黄金产量不增反降。“黄金生产与经营座谈会”对此进行反思，并在反思中寻找出黄金工业发展之路。

座谈会的成果是为今后黄金工业发展提出了“六条建议”。首先是认为黄金工业的发展不尽如人意，黄金生产入不敷出，再过几年将无“老本儿”可吃，形势严峻，必须重视。为此建议制定中长期规划和建立一个全国性机构，摸清资源，为大规模开发做准备；进口国际先进设备；在适当确定收购价格的同时还应进行物质奖励等。

“六条建议”是继《关于大力组织群众生产黄金的指示》之后的又一份发展黄金生产的国家级文件，其革命的意义是提出了一条新的黄金生产发展之路，即走现代机械化生产之路，不同于《关于大力组织群众生产黄金的指示》所确定的“群采”道路。虽然这一道路选择很快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成了一次没有到达终点的起跑，但前进的方向从此再没有改变。

1975年：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老将军亲临黄金生产第一线

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后人评价是“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众日常物资供应日益紧张，票证日益增加，社会危机四伏。为了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中央决定引进当时先进的与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有关的成套设备。主要是18套大化肥和大化纤成套设备，以解决民众吃饭穿衣问题，总计投资138.6亿元人民币。再加上配套进口，总投资超过了200亿元人民币，以当时的汇率折算，用汇超过了80亿美元。这是继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套设备进口高潮后的第二次成套设备进口高潮。

80亿美元，在今天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面前，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在当时却是难以跨越的高峰，支付是一个难题。

1970年至1974年的5年间，我国外汇储备年均10.076亿美元。第二次成套设备进口用汇是这一时期国家外汇储备的7.36倍。1976年至1980年的5年间，外汇黄金储备年均54.604亿美元，第二次成套设备进口潮用汇是这一时期国家外汇黄金储备的1.47倍。这意味着把我们全部国家外汇储备砸进去也不够，是难承之重。

从外汇支付能力看，这次成套设备进口是难承之重；但从需要看，事关安民稳天下，所以必须进行。因此，国家又一次把解决外汇支付困难的希望聚焦于发展黄金生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受周恩来总理之托，于1975年挂帅第三次启动了发展黄金生产全民运动。黄金工业又一次被置于国家战略选择的风口浪尖之上。

第二次成套设备进口潮用汇是第一次的3.48倍（第一次用汇折合57.43亿元人民币，而第二次用汇超过了200亿元），国家所付出的努力也远远超出了第一次启动发展黄金生产时期。1975年5月30日，王震在北京召开了“黄金工作座谈会”。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今天开一个会，要多挖金子，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1980年不是100万两，而是100吨（320万两），相当5亿多美元。”

1975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冶金部和国家计委联合提出的《关于大力发展黄金、白银的报告》。这是继1957年和1964年之后，又一个有关增产黄金的重要国家政策性文件。《关于大力发展黄金、白银的报告》围绕增加黄金生产提出了7点建议。总的来看，这7点建议在政策取向上与前两个文件没有变化，在具体措施上也基本上是前两个文件的综合与延续。但之后近20年的黄金工业发展是以这一政策文件为指导展开的，所以仍不失其重要性。

1975年，基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在以国家行政手段全力推动下，黄金工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在这个时期，黄金产量实现了持续增长，并且是我国科技队伍逐步壮大成熟期，以及地质资源瓶颈逐步突破、管理创新逐步推进期，也是黄金工业管理体系和经济政策体系完善形成期。一个独立的黄金工业体系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基本建成的。

1986年：为改革开放构筑支撑力黄金工业再担重任

1985年，国务院召开常务委会议，专门研究增产黄金、白银问题。根据会议精神，《关于增产黄金、白银的通知》于8月30日下发。此后，推动黄金生产的措施不断：1986年1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快发展黄金生产的决定》；1987年1月，国务院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黄金工作会议，部署黄金生产；1989年和1993年分别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国务院全国黄金工作会议；1988年8月，国家机构改革将冶金部黄金局升格为国家黄金局；1989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对黄金矿产实行保护性开采矿种的通知》；1990年1月，国务院成立黄金工作领导小组。

以上事态表明，在这一历史时期，国务院明显加大了对黄金工业发展工作的倾斜力度，从间接领导者变为直接指挥者，足见国务院对黄金工业发展的厚望。

此时距1975年第三次黄金生产全民运动启动，已经过去了10多年，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先看黄金生产情况：从1975年至1985年的11年间，我国总计生产了309.77吨黄金，是之前1964年至1974年11年产量123.716吨的2.5倍；再看外汇储备情况：1985年，我国外汇储备159.33亿美元，比1975年的29.58亿元增加了4.39倍，国家的外汇支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已经有能力应对像第一次、第二次成套设备进口潮所需的外汇支付了。但是，国务院并没有因此而放缓黄金工业的发展步伐。1986年至1990年的“七五”期间，是国务院对黄金工业发展推动支持力度最大的历史时期，这是保障我国改革开放战略实施的需要。

1978年，改革开放工作方针的确立，是我国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经济的国际化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了风险，经济的安全性就成了一个问题，而黄金的稳定性在这一历史时刻得到彪炳。对此，王震指出：“黄金是硬通货，同时现代化也要用不少的黄金、白银。我们同外国人做生意，什么延期付款呀，什么减息借贷呀，我们没有外汇储备，胆子就小，逼起账来的时候，你需要延期，他就要高利贷，这个与我们国家的声誉有关。”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们要有黄金嘛，你有黄金储备就神气一点了。”

增加经济的安全性，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是黄金工业在此时的历史责任，成为保证改革开放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正是因为如此，国家倾注了更大力量促进黄金工业取得更大发展，这是我国黄金工业在这一历史时期得以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回顾我国黄金工业发展历程，清晰地表明黄金工业的发展始终是国家战略实施组成的一部分，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初冷遇黄金工业，也是人民币战略的需要。

黄金商品论使黄金工业战略定位迷失

在黄金无用论的大背景下，我国黄金市场化改革打上了“黄金非货币化”的烙印。在黄金商品论的基调上，我们将黄金市场目标确定为推进黄金流通体制改革。这样的试错过程令我国黄金工业发展认清了理论创建的重要性。

黄金商品论是黄金非货币化产物。1971年，美国宣布停止履行35美元官价兑一盎司黄金的国际义务。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进黄金非货币化改革，并在法律层面于1978年完成了这一改革进程。黄金非货币化被视为黄金商品属性的回归，故而黄金商品论应运而生，但因此认为黄金已是一般商品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们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

第一层面：黄金需求层面

2010年至2014年的5年间，全球年均黄金需求量4533吨，大约六成为商品需求，四成为投资需求。但如果考虑到东方首饰以纯金首饰为主，属于以投资为目的的需求，那么投资需求比重是超过商品需求的，称黄金是一种一般商品，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黄金在当今人类社会投资领域，有着广泛的存在。即使在黄金非货币的当代，黄金也不是一种一般性商品。（见表1）

第二层面：黄金交易层面

根据《全球黄金年鉴2015》公布的数据，2010年至2014年的5年间，商品黄金需求年均2763.4吨，而这一时期年交易量平均为36.48万吨，黄金商品交易量仅为总交易量的不到1%（0.76%），而99%以上的交易量是实金投资和黄金远期合约投资形成的。因而，黄金市场不是商品市场，而是金融市场。（见表2）

第三层面：从存量黄金看

到2014年，人类总计生产了17万吨黄金，据《全球黄金年鉴2015》披露，有50%即8.5万吨是以黄金首饰的形式由私人收藏，但每年仅有1.3%作为旧金又重回市场，98%以上黄金首饰是作为财富被储藏了起来；以金条的形式存在占40%，即6.8万吨，其中官方储备3.16万吨，3.64万吨由私人储藏；其余10%的黄金，除3%已消失外，均以各种黄金制品存在。数千年人类生产的黄金，绝大部分作为财富存留于世，而不是作为商品消费掉了。

以上种种表明，在当今黄金非货币的情况下，黄金仍然是重要的投资标的和社会财富，并与信用资产形成了竞争关系，正是因为如此，黄金受到打压，也因此而亮剑受到世人瞩目。黄金商品论因黄金非货币化而生，而黄金无用论的泛起则与上个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这是理念上的误导。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争霸，两强博弈的政治与军事格局变为了美国独秀，美元也因此如日中天，成为绝对权威。虽然1945年美元就成为了国际中心货币，但此时才有了唯我独尊的地位。美国为了维护美元的权威而对黄金采取了打压政策，因为黄金对信用资产替代关系的存在而与美元相互竞争。美元虽然在与英镑争雄时，借助黄金的力量实现了国际中心货币的“改朝换代”，但美元一旦站稳脚跟，美国便抛弃了黄金，并把黄金作为美元的威胁而抑制其活力，贬低其社会价值。抑制的手法先是进行管制，后是压低价格，再是制造黄金无用论。黄金无用论成为维护美元霸权的工具。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独秀政治局面的出现，巩固了美元的地位，而使黄金无用论泛起，致使人类开始远离黄金。各国央行纷纷抛售黄金储备达到高潮，金融机构纷纷停止黄金业务，伦敦五大黄金定价银行有两个退出，金价持续下跌……黄金无用论成为了一种时髦的金融理论在当时广泛传播。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开始了黄金市场化改革，并深深地打上了黄金非货币化的烙印。

1993年国务院63号函确定了黄金市场化改革方向，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黄金私卖潮冲击的产物。为了利益的追求，黄金生产者向黄金管制发起了挑战，要求实现黄金自由交易。对黄金管制工作体制提出挑战，首先对其理论依据提出质疑，黄金商品论正是作为黄金外汇论的对立面提出的，因而也成为解除黄金管制，推进黄金市场化改革的指导理论。多年以后，我们才逐渐明白，黄金市场化不等于黄金商品化。以黄金商品论为指导的中国黄金市场化改革，从一开始就发生了目标的错位。

依据黄金商品论的指导，我们将黄金市场目标确定为推进黄金流通体制改革，建立黄金商品交易所。

但当我们经过10年努力，到上海黄金交易所开业之时才发现，这样一个市场远远不能满足黄金市场化的需求而需要转型。

时任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开业致辞中指出：“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运行后，初期要为黄金现货交易提供交易平台和相关服务。在完善现货交易的基础上，要积极开发黄金投资产品，逐步建成以金融投资业务为主的金融市场。”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但如果不是以黄金商品论为我国黄金市场化指导理论，我国黄金市场将是另一个形态，路径也将有所不同。

现在，我们无法比较两者的优劣，但因此使我国黄金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一次试错的过程，这是一个客观的实现。

黄金商品论也影响了黄金工业政策体系的改革。基于“七五”黄金工业取得的成绩令人满意，国务院决定“七五”黄金工业发展政策基本不变，顺延到“八五”，这一部署因黄金市场化改革的启动而夭折。1993年，国务院63号函在确定国内金价与国际金价并轨的同时宣布，“七五”黄金工业发展政策终止。这与“七五”黄金工业发展政策是建立在价差之上有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与黄金商品论的影响存在密切关系。

黄金商品论者认为，解除黄金管制走向市场，黄金便成为了和北京市民冬储大白菜、大萝卜一样的一般商品，而失去了国家战略性，不需要被国家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在此之前已经历了5位总理，其中有4位对黄金工业的发展作过口头或书面指示，均对黄金工业发展予以大力支持。黄金工业的战略性认知，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但是，1993年，这一传统因黄金商品论而被割断了，黄金工业的战略地位迷失。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黄金工业政策体系调整的工作思路是：取消以金养金政策，建立在以金养金政策基础之上各项政策随之废止。今后的管理、政策、制度与一般商品趋同，以体现所谓的平等竞争原则，并经过多年的沉积而成为了社会的惯性思维。所以，新时期黄金工业政策体系的构建，至今仍是未解之题，还在探索之中。

虽然在黄金市场化初期，黄金商品论对挑战黄金管制表现出极大的革命性，但以黄金商品论指导黄金市场化改革，使我国黄金市场经历了一次试错过程和黄金工业发展战略的迷失，我国黄金工业发展正面临理论的创建任务。这一任务的核心就是扫荡批判不良文化对黄金价值的抹杀，为黄金工业的发展建立强大的文化支撑力，确立黄金产业国家战略内涵。

构建新世纪黄金工业国家战略

金融危机让人们认识到市场并不完美，如何增加信用经济的稳定性、安全性成为人们努力思考的问题。为信用财富体系注入黄金因素，为构建黄金国家战略提供了机遇。

已经日益壮大起来的中国黄金工业，已从一个跟随者变为了一个领军者。从2007年，我国已连续8年黄金产量世界第一。走出战略迷失，构建新世纪黄金国家战略，不但是中国黄金工业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世界黄金工业也有示范、指领意义。构建黄金工业国家战略并非始自今天，但难有突破。而今天，对黄金非货币反思思潮的出现，则为新时期黄金工业国家战略的构建提供了重要把手。

上个世纪90年代，因美国独秀而树立起的美元权威，以及衍生的信用资产美誉，皆因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09年美国经济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而崩塌。人们看到，不仅个人的信用可以破产、机构的信用可以破产，就是被视为无风险的国家信用也可以破产，充分暴露了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人类财富体系的脆弱性。神话在破灭，真相在暴露，人们在反思。

上个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让人们认识到市场并不完美，从而为有形之手介入经济提供了理由。应运而生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战后经济发展的圣经，赤字财政被视为撬动经济发展的必要工具。

新古典经济学肯定了有形之手介入经济的必要性，但并没有解决全部的问题，甚至把权力装进笼子里成为当今中国改革的一道难题。无节制的货币滥发造成货币贬值成为一种常态，在信用货币主导的人类财富体系中已无财富的安全栖身之地。而进入新世纪，信用危机拖累全球经济进入了衰退的泥潭，是信用财富体系矛盾的总爆发。

新世纪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比二十世纪30年代有过之而不及，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思考。这种思考集中在如何增加信用经济的稳定性、安全性上，包括对黄金非货币化的反思。人们对黄金货币化的最高形态金本位制可以提出种种责难，但其超稳定性令人印象深刻。面对脆弱的信用财富体系产生的对比是极为强烈的，使人类的评价天秤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倾斜调整：

——黄金储备作为国家外贸的准备金的历史悠久，但黄金非货币化以后，信用货币尤其是美元比重，逐步成为外贸准备金的主体，而黄金储备成为外汇储备的从属部分。而在一些人士看来，这也仅是历史的遗存，黄金储备消失是必然的。我们看到，全球各国的黄金储备，2007年比1970年下降了18.15%。这种缓慢下降持续了30余年，但从2008年开始，黄金储备由降转升，且这一趋势已持续保持了7年。央行增持黄金先是2007年从发展中国家开始的，到2011年，发达国家也加入了增持行列。到2014年，央行黄金储备总量比2007年增加了1669.74吨，这种增长趋势还在持续。

——转变的不仅是官方，私人也同样转变。2002年至2014年的13年间，私人买入实金1.322万吨，年均1016.97吨，比之前1992年至2001年的13年增长了2.76倍。这表明，民众也增加了黄金资产比重，对黄金投了信任票。在这期间，黄金投资需求在总需求的比重由10.17%上升到了27.38%，表明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已将黄金作为“钱”用于投资，这是信用财富危机频发的必然反应。

——新世纪对黄金非货币化反思更大的影响是一些国家开始推动在实际生活层面的黄金货币属性的回归。土耳其在2011年推出了“准备金选择权机制”，即商业银行可以选择使用其在客户未分配账户中持有的黄金，以满足部分土耳其里拉准备金的要求。这实际是让黄金部分承担了货币发行基础的功能，黄金开始与货币直接挂起钩来。这显然是对黄金非货币化的反动，是对信用货币危机的应对之策。

——个别国家行为已开始逐步变成了国际统一行为，强化了黄金金融属性，推动了黄金货币属性回归趋势。1999年，欧元诞生时明确宣布，欧元资产中黄金占15%。而2013年诞生的《巴基尔协议Ⅲ》则明白无误地宣布了黄金货币属性的回归。该协议在2013年1月至2019年逐步实施，规定黄金将从三等资产上升到一等资产，并成为银行的核心资本，基本上是把黄金重新定义为货币。种种迹象表明，黄金正回归到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应有的位置上。

从推进黄金非货币化，到反思黄金非货币化，再到黄金货币属性回归，表明今天已与30年前有了很大不同，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新的视角审视黄金工业发展的国家战略：

1.从国家战略审视黄金。黄金是人类财富认知的最大公约数，人类五千年文化的铸造使黄金拥有了人类最大的信任度。这种信任可以超越国度的藩篱、种族的隔阂、信仰的分歧、阶级的差异而成为凌驾于一切财富之上的绝对财富。储藏起来，它是可以传承的永恒价值；流动起来，它是最广泛使用的支付手段；当然它还是高科技产品生产的原料，被称之为当代工业的“稀土”。

总之，当代黄金不仅是一种金属，更是在人类社会权力中心有着重要存在的文化复合体，对人类具有极大魅力，而使人类折服，这就是黄金特殊性之所在。

2.从国家战略审视黄金工业。黄金工业是“货币”生产者，是国家的第二印钞厂。当然，它生产的不是纸币，而是与纸币存在极好互换性并拥有独立价值的货币替代物。当纸币发生危机或在特殊情况下，它可以发挥不是货币胜似货币的作用。黄金工业是国家战略性行业，特别是在今天民族复兴大业的关键时刻，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黄金产业可以成先导性产业。当今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景日益清晰，但挑战也日益严重。“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以包容、多赢建立命运共同体之路应对扼制、围堵的零和游戏。这是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决策，而黄金产业可以为这一战略的落实作出贡献。在这一战略落实过程中，我国黄金工业也可以获得更大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较丰富的黄金资源赋存。据统计，沿线国家黄金储量约为2.1万吨，占全球总储量的41.5%；2014年，沿线国家黄金产量1116吨，为全球总产量的35.6%。可以说，沿线地区具有较好的发展黄金生产的条件和需求。而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黄金工业无论是融资能力、技术水平、管理效能，均有了很大提高，已具有了走出去的能力。一些先行企业已收获了“走出去”的成果，黄金工业可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落地的先导产业。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就是让人民币从本国国内使用的货币，逐步成为多国乃至世界普遍使用的国际货币。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而且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话语权的重要平台。货币的发行权、控制权就是财富的分配权。综观近代货币发展史，货币国际化无不存在着黄金因素，或以黄金为基础，或以黄金为支撑，英镑、美元都走过了同样的道路，人民币也是如此。我国央行为支撑人民币国际化于近期宣布大幅增加黄金储备就是证明。所以说，发展黄金工业增加黄金生产是适应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3.从国家战略审视黄金市场。黄金市场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市场，在金融市场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金融是当代经济的核心，这是因为在人类财富货币化的大势中，金融对人类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具有决定性作用，而黄金市场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市场。对于这一点，过去我们缺乏认识，长期黄金市场缺失，在高校金融学教科书中，基本没有黄金市场内容。之所以黄金市场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市场表现有三：

一是黄金具有内在价值，其价格变化是信用资产价格的指示器，所以黄金价格发布为金融市场高度关注。

二是黄金价格与信用资产价格呈逆向运动，因而黄金市场具有对冲信用风险，熨平金融市场波动的功能。

三是黄金的流动性很强，并且有很好的互融性，所以在所有金融市场中都有黄金的存在，而具有活动的广泛性。

中华民族振兴需要强大的金融市场，而建立强大的金融市场又需要建立强大的黄金市场，黄金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国家战略价值，这一点正在被社会逐步认识，但忽视和贬低黄金市场的力量仍很强大，不能忽视。

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信用财富体系危机不断深化期，至今仍未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从而引起了人们对黄金非货币化的反思。这种反思的主流从目前看来，并不要重回金本位制，而要为信用财富体系注入黄金因素，使其增加稳定性和安全性，因而不是简单的金本位回归，而是创新发展，也为我们构建黄金国家战略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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