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屏幕背后理想与现实的3600公里
澎湃新闻高级记者 明鹊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李勒优今年十七岁，身高一米五二，瓜子脸，头发披到肩膀上。
她现在上高三，喜欢上生物课，爱看侦探小说，梦想当一名法医。
七年前，十岁的
澎湃新闻高级记者 明鹊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李勒优今年十七岁，身高一米五二，瓜子脸，头发披到肩膀上。
她现在上高三，喜欢上生物课，爱看侦探小说，梦想当一名法医。
七年前，十岁的李勒优被选中参加《变形计》。这档风行了十几年的节目，聚焦厌学、物质、冷漠的城市“问题少年”，使其与农村孩子互换生活，体验不同的人生。
屏幕中，李勒优从云南红河县的农村，飞往了3600公里外的辽宁大连。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她体会到农村与城市的差距；经历了得到又失去的恐慌；感受到了同学的羡慕与嫉妒……最重要的是，从小没有妈妈的她，找到了那份久违的母爱。
在此之前，没有人懂得她的悲伤。
早在2016年，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陈博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变形计》备受关注的根本原因绝非节目本身，而是其触及到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家庭中对爱的苛求与情感疏离、教育的疲软与困顿、社会发展差距、贫富鸿沟的日益弥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与症结。
节目自播出以来，获得大量关注，同时也备受质疑。它被指责设置刻板，对事件描述存在渲染化倾向等，“捧红了城里孩子，踩碎了农村孩子。”
李勒优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存在。
节目结束后的七年来，她依赖着那份母爱，一个人穿梭于城市和农村，从未中断过。
李勒优生活的宗腊村，群山环抱。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她就是我妈妈”
7月中旬，李勒优从红河县城的高中坐车返回老家——约80公里远的架车乡宗腊村。
这个中国西南角的小村庄，冬暖夏凉。第二天，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气温剧降，只有约20度。
雨越下越大，第三天，村子停电了。屋里很黑，冷气袭来。李勒优穿上棉衣，坐在堂屋的门口，呆望着远处的山坡——七年前，来自大连城里的崔晋哥哥也曾坐在这儿，像她一样遥望着远山。
命运像远山的迷雾，若隐若现。
李勒优有时想，如果她当年没有参加《变形计》，跟崔晋哥哥“互换人生”，认识了妈妈吴丽……她只是一个“孤儿”，必定会早早外出打工。
李勒优一岁多时，妈妈去世，爸爸紧接着入狱了。她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他们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让她跟大她四岁的小姑以姐妹相称，有什么东西都是两人平分。
奶奶张菊花记得，李勒优三岁前不会讲话，四岁的时候，她拉着自己问：“奶奶，我是不是你生的呀？”张菊花听后很心疼，回答她说：“是的。”
自从儿子犯事被抓，张菊花悲伤过度，身体出现了疾病。很长一段时间，她躺在床上，无法起身，靠她的母亲，即李勒优的太奶奶帮忙做饭，照顾两个小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李勒优意识到了自己跟别人的不同。张菊花说，李勒优渐渐长大，懂得了父母跟爷爷奶奶的区别，也听到村里人议论她的父母，开始变得敏感、自卑。
事实上，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两姐妹”都很内向。
李勒优记得，她很小就会做家务，经常做饭、炒菜、洗碗、扫地……甚至上山砍柴。她和小姑很少买新衣服，衣服破了，缝缝补补接着又穿。那时候，一家四口全靠爷爷偶尔外出打零工维生。
节目里，李勒优穿着破洞裤子。 视频截图
六岁的时候，李勒优到架车乡中心小学上一年级，上学路上要走两个多小时。
这所乡里最好的小学，当时有七百多名学生，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在学校寄宿。李勒优星期天去学校，星期五下午回家，每周生活费约10块钱。
李勒优和小姑读书后，奶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偶尔也会外出打零工。有一段时间，爷爷奶奶都出去了，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姑。李勒优总是很害怕，她对黑夜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不敢关灯睡觉。每次，小姑睡了，她要等好久才能睡着。甚至，她在学校宿舍也必须自己打着手电筒才能睡着。
那一段黑暗时光，让她早早意识到了生命的孤独。
李勒优说，她不敢跟同学说话，走路也总是低着头。在一位同学的记忆中，那时候的李勒优很难结交，性格倔强，有一次还跟男同学打架。
没有人知道，从小敏感的她，经历了怎样的伤痛。
爷爷奶奶不懂她的悲伤，也无法给予她想要的爱。直到李勒优被选中参加《变形计》，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大连有一个妈妈在等着她。
连续几个夜晚，李勒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妈妈已经死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大连的妈妈长什么样？她是大眼睛、长头发？……她会不会喜欢我？
吴丽至今记得，2014年的冬天，她在大连机场第一次见到李勒优时，惊呆了：对方踩着一双凉鞋，穿着破旧的粉色外套，背后是一个单薄的书包……
那时的李勒优，身高约一米三，苹果脸，很可爱。
镜头画面中，李勒优抬头望着吴丽，怯怯地叫了两声“妈妈”。吴丽内心触动，立即脱下身上的外套，披在李勒优身上，并接过了她的书包。
在机场，李勒优第一次叫吴丽“妈妈”。 视频截图
七年后，李勒优回忆起那一幕，称那是她第一次叫妈妈，当时心情复杂，但就在那一瞬间，她认定了“她就是我妈妈”。
李勒优说，最让她触动的是，有一次吴丽带她去单位，别人问李勒优是谁，对方不假思索地介绍说：“这是我女儿。”那时候，节目组并没有跟着她们一起去。李勒优发现，这不只是一场节目或表演，她们的母女情是真实的。
自那时候起，七年来，她们一直延续着这份母女情。
7月22日，回家的第六天，李勒优搭车去了昆明，一个人飞往3600公里外的大连，那里是她的第二个家乡。
“变形计”
七年前的那个中午，李勒优被老师叫到操场，见了《变形计》的两个选角导演“姐姐”。
这档生活角色互换节目，以纪录片 真人秀模式，于2006年首播，号称“新生态纪录片”。它经历停播，又卷土重来。到2014年时，节目从最开始的“变形”七天，改成“变形”一个多月；主人公的选择也具有更强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变形计》导演张涛说，农村主人公的挑选标准是，家里条件不好或者情况特殊的孩子，最好表达能力强的。
他们定位落后的乡镇，通过县宣传部或教体局，让学校推荐合适的孩子，他们再跟这些孩子一个个聊。“有时见了上百个孩子，也挑不中一个孩子，选角比拍摄的时间还要长。”张涛说。
那天，同时被叫到操场的，还有小姑李敏，以及其他几个小朋友，他们几乎都是孤儿或者单亲家庭的孩子。李勒优记得，她手里捧着碗筷，准备去打饭时，被导演“姐姐”拉到了一旁，问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爱好，觉得外面是什么样子……当对方问起她家里的情况，李勒优说着说着突然哭了起来。
李勒优的悲伤触动了导演“姐姐”。
那时候，李勒优只有十岁，身份证年龄比实际大两岁。因为家里没钱买电视，她偶尔会去别人家里看《仙剑奇侠》、《喜羊羊》等动画片，但从来没有看过《变形计》，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当听到老师说，被选中的学生，不仅可以参加节目拍摄，还可以去城里看汽车、飞机和高楼大厦时，李勒优很期待。
李勒优喜欢城市，对外面充满了好奇。上小学前，她曾去过一次县城，在县城的姨奶奶家里住了一个星期。那是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李勒优看见千姿百态的高楼大厦、马路上的汽车自由奔跑、家里的白炽灯照得地板明晃晃的……
她回到村子，土砖房里只有昏黄的灯光、漆黑的地板，以及随处可见的鸡屎和鸭粪。
宗腊村。视频截图
宗腊村坐落在山坡上，有41户人家，几乎全部都是哈尼族，他们有自己的节日、语言和服装。2000年以前，村子很少跟外界沟通，多数人不会说普通话。李勒优记得，小的时候，村里来过一群会说普通话的外地人，帮村里修马路。李勒优喜欢跑去跟他们说话，问他们外面的世界，她也因此学会了讲普通话。
2014年11月，车子开进了村里，节目组工作人员如约而至。
村民很惊讶，第一次看见小车开到了村里，还带来了这么多的外地人。他们纷纷围过来，用哈尼语问发生了什么事。村干部一遍一遍地解释，但他们依旧无法理解拍摄节目是什么意思。
老人们很好奇，他们跟在节目组工作人员后面，看着他们拿着摄像机、无人机，把李勒优、村民和远山都拍进了机器里——镜头里，村民围着竜树跳舞，唱着古老的哈尼族歌；李勒优在村子里奔跑，一边哭喊着寻找“妈妈”……
李勒优说，她当时没想过拍得好不好，只是真实地去感受。
一个星期后，她跟着节目组坐飞机去了大连。这里冬天很冷，晚上满街都是霓虹灯，行人穿着羽绒和貂皮大衣。李勒优发现，马路上车子太多，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像农村自由自在。
李勒优第一次去大连的海边。 视频截图
她突然闯入陌生的城市，感到自卑、胆怯，害怕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做不好。
吴丽印象中，李勒优那时像五六岁的孩子，对城市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奇。有一次，吴丽带李勒优到外面买水果，发现她很多水果都不认识，香蕉、草莓、葡萄……更不要说吃过了。
那一个月，吴丽每晚都搂着李勒优睡。有一次，吴丽出差了，李勒优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
李勒优第一次滑雪，吴丽帮她穿好鞋，一步一步教她怎么滑，但她的脚还是受伤了。吴丽看到后，很紧张，急匆匆地带着她往医院赶。
李勒优和吴丽在大连的家。 视频截图
当时参与拍摄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导演说，拍摄时，他们没有设计任何情节与台词，只是搭建了一个桥梁，双方的情感发展都是自然而然的。
不过，吴丽记得，一开始，节目组会安排她们怎么说，怎么做，包括安排她们一起吃饭、滑雪，安排李勒优进入城里的小学读书等。后来，吴丽觉得有些话很别扭，她跟节目组沟通后，去掉了一些设计和安排，让她和李勒优更自然地相处。
七年后，李勒优回忆起那些场景，点点滴滴，称妈妈的爱跟爷爷奶奶的爱不一样，它热烈、直接、缠绵，自己此前从未感受过。
吴丽说，她一直想要一个女儿，李勒优的到来弥补了这种遗憾，这是上天送给她的礼物。
但很快，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吴丽送李勒优回宗腊村，分别时，看着李勒优哭着喊“妈妈”，她的眼泪落了下来。
对于李勒优来说，这更像是一场梦。刚感受到母爱，一切戛然而止。
李勒优和吴丽分别。 视频截图
“成名”的困扰
坐大巴车回昆明的路上，吴丽突然让司机停车，说要去咨询收养孩子的政策。导演张涛记得，他们打通了当地民政部门的电话，一番沟通后，对方说吴丽有一个儿子，又是单亲母亲，不符合收养孩子的条件。
吴丽想收养李勒优，带她回大连生活、读书的希望破灭了。
但她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被割断。李勒优回云南前，吴丽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告诉对方，想她的时候就给她打电话。
吴丽离开的当天，李勒优不停地拨打妈妈的电话，但对方在飞机上，电话一直打不通。第二天早上，电话终于接通了，两人哭着聊了一个多小时。吴丽叮嘱李勒优好好读书，多帮爷爷奶奶做些家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就告诉她，她会买了寄过来。
有半年的时间，李勒优因为想妈妈，经常躲在被子里哭，但她不敢跟别人说，甚至小姑都不知道。她从小就很难对别人敞开心扉。
那段时间，那种得到又失去的恐慌，让她陷入了更深的孤独。
与此同时，没有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在学校的一个同学看来，李勒优太幸运了，参加完《变形计》后，她皮肤变白了，穿的衣服也变好看了，还有了智能手机。那个时候，学校很少有学生用智能手机。
李勒优的校友李仙恩记得，那段时间，大家都围着李勒优，问她各种奇怪的问题。李仙恩很羡慕李勒优的手机，通过它第一次知道了视频网站和追剧。
2015年3月，李勒优这期《变形计》播出。
李勒优的爷爷奶奶花五百块钱，买了一台三十英寸的彩电，专门为了看孙女的这期节目。小姑李敏说，他们守在电视机前，看了三四遍。
节目里，李勒优穿着破洞裤子，到山上砍柴；她飞到大连后，穿得光鲜亮丽，住在漂亮的大房子里，讲一口普通话。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爷爷奶奶听不懂，也跟着一时笑一时哭。
架车中心小学的两位老师记得，那一段时间，整个架车乡的大街小巷，所有电视机里都在循环播放李勒优的《变形计》。
期间，学校老师还几次组织学生在多媒体教室一起看，李仙恩记得，当时很多同学都看哭了。
李勒优火了，大街小巷都在谈论她。
很多同学围着她问：你是不是坐过飞机？飞机长什么样？城市是不是很漂亮？这个内向沉默的小姑娘，开始滔滔不绝地跟同学们介绍起美丽的城市……
村里的大人拉着她问：“你一个人去这么远（的地方），不害怕吗？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呀？”
李勒优说，她从来没有想过怕不怕，一心只想着去看外面的世界。
很多同学发现，李勒优变得开朗、自信了，成绩也变好了，还频繁地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奖励，不少同学想跟她交朋友。李勒优说，但当时也有人表面跟她玩得好，背地里说“她很骄傲”等。
7月中旬，李勒优说起那时候，称自己确实“骄傲了”，“我有妈妈了，也有自信了，我为什么不能骄傲？难道我就只能像原来一样内心自卑吗？”
很快，有许多村外的人看了节目后，带着玩具和礼物来村里看李勒优。
来的人接连不断，村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人要来看李勒优，导致李家陷入了尴尬的处境。
那时候，当地爱心人士朱江峰正在资助李勒优和村里其他几个小孩。有一次，朱江峰来村里看李勒优，见对方孤零零地坐在床边，床上放满大小不一的布娃娃。朱江峰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不跟小伙伴玩，李勒优没有回答。他又问她，是否愿意把布娃娃送给小伙伴，李勒优回答说“她们不要”。
朱江峰意识到，那一段时间，李勒优被孤立了。小朋友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变形计》导演）只选李勒优？为什么李勒优这么幸运？她凭什么这么幸运？
李敏也羡慕李勒优。她说，自己也想去“变形”，但如果真的选她去拍，她肯定会很害怕，不敢一个人去这么遥远的地方。“我父母（李勒优爷爷奶奶）都是农村人，不懂外面的世界和法则，也没有教过我们，所以我很佩服她（李勒优）。”
上初中后，李勒优去了县城读书，又被其他同学围观，她为此很烦恼：我为什么要像猴子一样被人围观？
城里的哥哥
吴丽有时会想，如果儿子崔晋当年没有参加那档节目，也就没有她跟李勒优之后的缘分。
2010年，吴丽跟丈夫离婚后，选择让儿子崔晋跟着自己。离婚前，他们家做生意，经济条件不错，住大房子，出门有司机接送，穿名牌……但因生意失败，加上离婚，吴丽一个人带着儿子住进了出租屋。
崔晋小时候和爸爸妈妈。 视频截图
她借钱开了一家灯具店，工作很忙，压力又大，没有时间和精力管儿子。
崔晋记得，那时候，母亲每天很忙，父亲再也没有出现过，家里总是冷冷清清，他经常一个人对着镜子说话。
与此同时，崔晋的生活也完全变了，母亲给他买40块钱的布鞋，他不肯穿，有时吃了上顿没下顿……
崔晋开始逃学，成绩一落千丈，经常跟母亲吵架。后来，为了找回曾经的生活，他自己在社交平台卖衣服、生活用品等，很快就赚到了第一笔钱。
他拿着这些钱，“挥霍无度”，甚至不回家，因为家里没有温暖。
崔晋和吴丽在家常常吵架。 视频截图
那段时间，吴丽也很苦恼，不知道怎么管教儿子。2013年的一天，吴丽看了一期《变形计》，里面的农村孩子懂事、体谅父母，母子感情非常好。她深受触动，发了一条短信给儿子，让他去看看这个节目。
吴丽没有想到，儿子会愿意参加《变形计》。
导演张涛说，城里孩子的挑选标准是12岁到18岁，个性强、叛逆，或者跟家庭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记得，崔晋报名参加节目，是希望改善跟父母的关系，一家人能好好说说话。那时候，崔晋有好几年没有见到父亲了。为此，节目组特意修改了“剧本”，让父子俩一起到农村体验生活。
2014年冬天，16岁的崔晋一个人拖着箱子走进了宗腊村，和他一起“变形”的，还有青岛少年于海。
从2012年到2018年，张涛做了六年《变形计》的导演，接触了不计其数的城市“叛逆少年”。他印象中，很多城里孩子去农村前，会把那里想象的特别美好，抓鱼、打鸟、游泳……认为自己能在乡村活出一片天。事实上，一到村里，他们就“傻眼”了。
崔晋住的李勒优家是一栋土坯房，家徒四壁，几盏昏黄的电灯布满灰尘。他们睡在地板上，下面是猪圈，掀开被子，能从缝隙里看到猪。
崔晋在村里干农活。 视频截图
第三天，崔晋拖着箱子，跑到了马路上，想要逃离这个地方，被工作人员和于海父亲拉了回去。
刚开始拍摄那几天，崔晋无法适应农村的艰苦，而看到于海有父亲陪伴，自己的父亲却没有来，让他倍感失落。吴丽记得，有一天，崔晋情绪崩溃，拿手机给她打电话，歇斯底里地哭喊：“我满腿全是包，想你想得要命，让他（于海）爸给你发短信，他说不能发，你懂那种感觉吗？我要死在这儿了……”
多年以后，崔晋回想起宗腊村，明白那个偏僻、贫穷和古老的村子，有着跟他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让崔晋欣慰的是，没过多久，父亲来了。
这是自父母离异后，崔晋第一次见到父亲，他甚至觉得有些尴尬。镜头里，崔晋想跟父亲亲近，父亲也想跟他亲近，但中间总像隔着什么。很快，镜头记录下了他们当时发生的“冲突”——崔晋怪父亲，不给他一个完整的家，让他生活在冰冷的家中；父亲说崔晋虚荣、花钱如流水，不懂得体谅父母。
崔晋和父亲在村里谈心。 视频截图
七年后，崔晋再看自己的节目，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很幼稚，“好丢人。”
崔晋对这档节目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他说，节目70%左右是真实的，同时节目组有时制造冲突、故意激怒他们，比如拿走他们的手机、烟、钱，激化他们跟学校老师的矛盾。
事实上，他们从城市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变形”，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和冲突。
但节目到了最后，所有的矛盾似乎都会得到化解：老师与学生、城市与农村、父母与子女……
在最后的镜头里，崔晋变了，他跟父亲、母亲坐在山头聊天，仿佛又找回了从前的温馨。
节目最后，崔晋和父母坐在山头聊天。 视频截图
不过，在张涛看来，对崔晋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很难说这样的体验能真正改变他们，只能让他们去感受，发现之前被忽视的东西，特别是父母对他们的爱。
吴丽记得，节目拍摄完后，她接儿子回家，在长沙中转时，崔晋想吃牛肉面，当时还问了价格。“他以前从不问多少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管你有没有钱。”吴丽觉得，儿子开始懂得节约，理解父母的不易。
而在崔晋看来，他参加《变形计》的最大意义是见到了父亲，并跟他相处了近一个月时间。
自那之后，崔晋跟父亲经常沟通，也不再和母亲吵架，慢慢接受了父母的离异。
西南到东北，3600公里
离开宗腊村时，崔晋第一次见到李勒优，对方穿粉色棉衣，头戴一顶金色皇冠，喊自己的母亲“妈妈”，几次哭着与他们分别。
崔晋记得，他跟着掉落了眼泪，他说不清楚为什么。
李勒优如今回想，假如此后妈妈不再理她，可能会对她产生更深的打击。庆幸的是，吴丽并没有放弃她。
《变形计》播出没多久，吴丽就把李勒优接回了大连，让其在大连读书与生活。这样后续的联系，在《变形计》的众多农村主人公中很少见。
此前，作为单亲母亲的吴丽曾询问过儿子的意见，对方支持她接李勒优回来。7月下旬，崔晋谈论此事称，自己那时已经长大了，能理解母亲的感受，因为经历过“得到又失去”的伤害，他不希望李勒优也经历一次。
拍完节目后，崔晋去了美国一所大学读书，他只待了几个月，因为不适应等原因，很快就回国了。彼时，他们的《变形计》正在湖南卫视热播。
现在的崔晋。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与此同时，李勒优进入吴丽家附近的一所小学读书。
李勒优发现，在大连，自己成绩跟不上，特别是英语，完全听不懂。大连的小学从一年级开始上英语，她在老家读书，到五年级还没有学过英语。除了学习跟不上之外，李勒优还觉得，跟城里孩子相比，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对方说什么都听不懂。当时，她陷入了惊慌。
她在大连的小学读了两个月，就选择再次回到老家架车中心小学。那时，她已经看淡了同学对她的过度关注。
回来后，李勒优从最初成绩在班上中等，突然窜到了班上的前几名。她说，参加完《变形计》后，自己就对未来进行了规划：初中去县城读；高中去市里读；大学去大连读医学院……李勒优向往繁华的城市，希望能跟妈妈在一起，为此，她一步步地朝那个方向努力。
2015年的暑假，李勒优想到大连看妈妈，吴丽也想接她来大连玩。但云南到大连有三千多公里，对于一个单亲母亲来说，时间和金钱都是不小的压力。
那时候，吴丽联系上了朱江峰，对方愿意帮忙接送李勒优。
朱江峰至今记得，他第一次去李勒优家时，开车从架车乡到宗腊村，七公里的土路，开了足足两个多小时。那天正好下雨，路上泥土很深，又有泥石流，他至今感到后怕。
到家后，爷爷奶奶听不懂普通话，无法跟他沟通，不敢把孙女交付给他，直到他去派出所打了证明，他才顺利接走李勒优，并把她送到机场，找一位同行的女性帮忙一路照看。
进入机场后，李勒优每走一步，都会发信息告诉妈妈吴丽：我到机场了；我进安检了；我上飞机了；我找到座位了……
昆明到大连，没有直达的飞机，李勒优会跟着大人下机，再转机……至少要四五个小时，有时飞机晚点，要一整天才能抵达大连。她一下飞机，就往机场出口跑，妈妈吴丽会在那里等她。
每次接机，吴丽总是很担心，直到看见李勒优，她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此后，整个暑假，李勒优都待在大连，跟着妈妈玩、买东西、吃海鲜，见她的亲戚朋友等。吴丽说，亲戚朋友都知道她有一个女儿，他们都很喜欢她。不过，崔晋记得，刚开始时，母亲吴丽觉得李勒优木讷、不喜欢叫人，会说她，教她怎么跟人打招呼、相处等。
暑假结束后，李勒优返回云南。朱江峰会去接她，再把她送回宗腊村。李勒优第一次返回时，朱江峰发现，她变得大方了，说话不像以前那样畏畏缩缩，跟人交流也非常有礼貌。
六年级毕业考试，李勒优考了年级第五，被红河县民族中学录取，如愿地去了县城读初中。
李勒优在做卷子。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那年暑假，李勒优学会了一个人坐飞机。自此之后，她从云南到大连，一个人来回十几次，自称从来没有害怕过。
李勒优觉得，只要能见到妈妈，就是一种幸福。
“变形”的意义与纷争
2014年冬天，崔晋和于海走进架车中心小学。
他们身高一米七、八，染着头发，打了耳钉，穿戴时髦，成为小学五年级三班的学生，当时在学校引起轰动。
同班的李黎记得，他们住一个寝室，一起上体育课、打篮球，一起玩耍……大家对他们很好奇，围着他们叫哥哥，问他们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
同学李景旭说，有一次，两人在寝室用摩丝帮同学打造发型，同学们都觉得很有意思，但他们却因此被老师批评。
那时候，他们不懂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但能感觉到对方跟他们有代沟，年龄和心理上有距离。
七年后，李黎回想起那时，觉得崔晋、于海的到来，让班里的孩子对外面充满了想象，激发了他们内心的渴望与努力。他们这一届同学，有一半以上上了高中和中专。
《变形计》前后持续了十几年，号称“使城里叛逆小子蜕变为勇于承担的少年，同时为农村学子搭建通往梦想的桥梁”，早期好评如潮。但很快，它引发了争议，被指责从选角、拍摄，到制作过程都存在问题。
2015年，暨南大学硕士生周嘉雯在论文中对2014年节目中55名城市和农村主人公进行分析，发现节目选取的城市孩子通常富裕、叛逆、暴躁，有各种不良行为，与父母不和；而农村孩子一般贫困、勤劳、坚强。“城市的问题少年和农村中的淳朴少年被人为地定性……造成一种城市青少年问题严峻的假环境。”
同时，周嘉雯分析发现，在2014年的节目中，77.6%的节目看点名称以城市主人公为表述的唯一主体；6.1%兼具城市和农村主人公，但城市主人公居前；16.3%以农村主人公为表述主体。
此前，节目制片人谢涤葵曾在文章《变形计——一份来自远山深处的力量》中写道：“《变形计》是我们在偏远山区挖到的一剂良药，专治让很多家长失去信心的城市独生子女病。”
这正是这档节目长期以来被诟病的地方：聚焦城市孩子，把农村孩子当成陪衬，构成了对农村的一种消费。
此外，有网友还认为，《变形计》体现差距，制造冲突，只是为了博收视率。它24小时的摄像侵犯了小孩的隐私，对城市和农村小孩都是一种伤害。
中央电视台记者刘奕杉则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对节目不同的看法：《变形计》的社会功能在于反映社会问题，如城市子女教育问题、城乡二元化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严峻的留守儿童问题，还有对主流价值的传播，包括勤奋、珍惜亲情和友情等。此外，湖南卫视设立“变形计励志帮扶金”，对节目中农村主人公和乡村学校进行公益帮扶。截至2014年，对41位孩子和17所农村学校实施了151.23万元的公益捐赠。
李勒优称，节目播出后，湖南卫视每个月补助她500元，一直到她初中毕业。除此之外，很多爱心人士到架车中心小学捐款、捐物。副校长王建荣说，前几年断断续续有人来，他们捐赠和李勒优一样的孤儿或者单亲家庭的孩子。
更显而易见的，是节目播出后城市孩子的改变。
周嘉雯指出，不少城市主人公利用自身名气，走上网红、演艺这一条路，也让人质疑《变形计》选角是否受利益驱使，假借关注社会热点之名炮制平民偶像。
参加节目之前，崔晋就喜欢玩微博，有十几万的粉丝。《变形计》播出后，他的微博粉丝涨到了上百万。
从美国回来后，崔晋没有选择继续读书。那时候，他觉得自己“红了，飘了”，走在路上经常被人认出，拉去拍合照。为了增加曝光度，他开始拍短视频、发“无聊的日常”“我‘哈喽大家好’，都有好几万人双击（点赞）。”
半年后，他开始觉得这不再是自己，渐渐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他拍一些搞笑段子以及穿搭视频，发在微博、快手上，走网络达人这一条路。
崔晋在拍摄穿搭视频。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张涛解释，城市孩子在节目之后的选择，并非《变形计》的本意，而是受他们所处社会、家庭环境的影响。
与城市主人公相比，农村主人公很难成为网红，也很少能找到其他出路。朱江峰觉得，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体验农村生活，让他们看到了城市的背面，能促进他们心智上的成长。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看到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让他们体会到落差，却难以变成积极的意义。他的这种想法或许代表了许多人对《变形计》的质疑。
对此，架车乡的一位村小老师康远雄说：“（农村主人公）遇到这种情况时，如何调节，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变形计》制片人刘茜此前接受采访时说：“因为外面五光十色的世界可能对他造成伤害，你就把他封闭起来，这才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此前就考虑到这个问题，让心理专家进行一个把关和评估。此外，我们会挑选心理状态健康、承受能力较好的孩子，让他们既看到城市美好的一面，同时领略到城市生活的艰辛。”
事实上，农村情况复杂，一档节目无法改变整个家庭，以及乡村教育的环境。
张涛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农村主人公想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考上大学才能真正改写他们的人生。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魏金梅曾在一篇分析论文中写道：《变形计》制造了一团和气改过自新的大团圆式结局，这是虚假的想象。它以人为替罪羊，忽视了时代的通病，对社会生活的批判停留在事件的层面，无法真正达成每一个人对时代精神和自身命运的深层次反思。
王建荣认为，《变形计》不只是《变形计》的问题，更多的是农村整体教育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小孩家庭教育的缺失。
很多农村家庭处于生存的边缘，父母没有时间和精力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
此前，朱江峰资助了20几个架车乡的孩子，每年都会去学生家里走访。他发现，这些偏僻的地方，很多家庭孩子多，负担重，女孩经常早早外出打工，或者辍学嫁人了。
宗腊村的孩子们。 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图
这些年，农村的情况在好转。据王建荣介绍，2013年开始，一方面是家长的认识提高了，一方面是教育局紧抓辍学问题，辍学的孩子越来越少，现在红河县的初中，毕业升学率达75%。农村里九零后父母比六零、七零后父母更注重孩子的教育。康远雄说，一代人的改变要靠一代人的努力。
即便如此，城乡差距依旧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李黎说，他原来小，不懂事，如果是现在，他看到崔晋他们就会自卑，因为觉得“自己很难达到他们的地步，哪怕对方只是城里一个普通的小孩”。
两个世界和一座桥梁
2018年，《变形计》历经13年后，戛然而止。
张涛说，湖南电视台几乎所有的团队都拍过《变形计》，它是真人秀的鼻祖，是湖南广电的黄埔军校。但到后来，全面脱贫后，很难再找到真正贫困落后的村子和家庭，很多农村的房子修得比城市的还漂亮。
张涛觉得，《变形计》不做了，是时代的进步。
不过，在李勒优看来，农村和城市依旧是两个世界，一个是她的现实，一个是她的理想。
李勒优在家里烧饭。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7月下旬，张菊花想看孙女李勒优的视频，让记者在网上找七年前的那一期《变形计》。
音乐声响起后，张菊花放下手中的活，目不转睛盯着手机屏幕，看见了七年前的李勒优：小小的身子，穿一身破旧的衣服，在村子里奔跑，一边哭着说：“我不相信妈妈会忍心离开我，我一直找，一直找，翻到床底下，还有箱子里面有没有……”
很快，镜头切到了大连，李勒优见到了妈妈吴丽。“崔晋妈妈人好，她对勒优很好……”张菊花一边看一边嘀咕。
看到节目最后，李勒优跟妈妈分别时，她跟着也抹起眼泪来。
七年过去了，张菊花经常回想起那一幕幕，如果没有参加《变形计》，孙女不会像今天这样既懂事又听话。
《变形计》架起了一座桥梁，此后，每次李勒优从大连回来，都会开心地跟同学分享自己在城里的所见所闻。
村里跟李勒优同龄的人，一个个外出打工，有的已经结婚生子。
李勒优到红河县上初中后，回家的时间不多；上了高中后，回家的时间更少了。但是，她每次回村里，都会帮爷爷奶奶洗衣、做饭，去菜地里帮忙等。她喜欢跟奶奶聊天，说学校的见闻，聊村子的变化。
李勒优和奶奶、小姑一起吃饭。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几年前，村里修通了水泥路，很多人买了摩托车，到乡里只要十几分钟。紧接着，一栋栋楼房拔地而起，干净、明亮。
李家依旧住在土房子里，只是楼下不再养猪，门口铺了水泥，家里的墙壁两年前由政府统一刷白了。
他们家有两亩多地，一半种水稻，一半种玉米，偶尔能卖一些赚点钱。收完粮食后，六十多岁的爷爷会到周边打一两个月零工，也能挣上几千块钱。除此之外，家里是低保户，一年有近一万元的补贴。
但家里依旧拮据。三年前，李敏去了昆明读卫校，一年光学费就要八千多块钱，另外每个月还要生活费。
李勒优说，妈妈吴丽经常给她买衣服、鞋子、生活用品等，负担她的学费和生活费，减轻了爷爷奶奶的经济压力。
吴丽从来没有算过自己给李勒优花了多少钱。她觉得，李勒优就是她的女儿，对方需要什么，她就买什么，“妈妈给女儿花钱也要算吗？”
7月23日凌晨，李勒优一下飞机，就看到哥哥和妈妈在机场出口等她。
几年前，吴丽从灯具厂转行做美容。刚有起色时，去年遭遇了疫情。今年夏天，她开了一家面馆，打算跟儿子一起经营。23岁的崔晋，现在是一名时尚达人，在网上卖自己的产品，有衣服、饰品、纹身贴等。
两年前，崔晋回宗腊村看望爷爷奶奶，发现村子变了，修了水泥路，也盖起来白色的小洋楼，但村里的留守儿童依旧很多。
现在的宗腊村。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崔晋说，他曾在村里找到温暖，也希望给这些孩子带去温暖，于是，他开始关注留守儿童，也希望妹妹李勒优的故事能激励更多人。
从机场回家的车上，吴丽跟李勒优聊起最近的见闻，家长里短，包括李勒优脸上的青春痘……没有丝毫的生疏感。
吴丽记得，刚开始那几年，李勒优来大连时，说话小声、谨慎，似乎总有一丝不自在。
在李勒优眼里，妈妈吴丽是一个要强的人，会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去努力争取，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她。
似乎是突然之间，当年的小女孩长大了，变得越来越自信，会自己挑衣服，也慢慢有自己的主见了。
吴丽说，李勒优高二分班时，她建议对方报文科班。李勒优喜欢生物，故意电话关机，坚持报了理科班。
这两年，李勒优除了暑假，寒假也会来大连。他们一起在家做饭，去玩，或者买东西，但崔晋很少跟妹妹李勒优谈心，只是会告诫她不要早恋。他说，自己吃过亏，不希望妹妹也为此吃亏。
李勒优和哥哥、妈妈在大连的家里吃饭。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上高中后，李勒优感到迷失，觉得现实到理想距离太遥远。有一段时间失眠，她成绩迅速下降，陷入了抑郁状态。
朱江峰觉得，李勒优学习压力很大，因为很多人帮助过她，她觉得自己成绩不好，万一考不上大学，就是辜负了那些曾经帮助她的人。
跟李勒优同一个年级的李景旭介绍，他们学校今年有一千多人参加高考，考上一本的只有十几人，二本上线率有百分之二三十。宗腊村村长李克斗说，村里至今没有一个人考上本科。
李勒优想考大连的大学，又担心自己考不上。
但张菊花始终觉得，孙女每年去城里，见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跟村里其他人不一样。她能走出大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应受访者要求，张菊花、张涛、李黎为化名）
责任编辑：黄霁洁
校对：张亮亮
苹果13pro边框变形屏幕会坏吗
会。苹果公司是美国一家高科技公司。由史蒂夫乔布斯、斯蒂夫沃兹尼亚克和罗纳德杰拉尔德韦恩等人于1976年4月1日创立。苹果13pro边框变形屏幕会坏，因为边框变形会导致屏幕的不完整，需要更换屏幕。游戏论·他山之石丨视频游戏的符号理论分析：以屏幕的双重化为中心
文/吉田宽 （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 社会 系研究科副教授） 译/李鹏飞 （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
1、视频 游戏 中“界面价值”的完全发挥
MIT（麻省理工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 1948-）于1995年出版的《屏幕生活》(Life On The Screen)中用一句“现代 社会 的计算文化将会向后现代 社会 的模拟文化转变”说明了“界面价值”的出现。[1]所谓“界面价值”是指建立对屏幕的全面信赖，也就是当我们面向电脑之际，不会认为其背后有机器或是程序存在，而是相信屏幕上所出现的就是一切。在她看来，以1984年苹果公司发行的Macintosh（简称Mac）为先驱，具备Graphical User Interface（GUI，图形用户界面，直译为图形用户接口）功能的电脑开始登场。Mac的最大特征为“鼓励用户只停留于外部的图像化表示，不使用户感觉到内部的运作机制”[2]。至1970年代为止的初期PC和IBM-PC（1981年发行）如果说是“透明开放”的机器，那Mac就是作为“不透明技术”出现在用户面前的[3]。用户不再需要掌握编程语言就可以控制计算机（PC），取而代之的是为了达成对表层界面的支配，对“让视觉化与操作可视对象的直观体验更为发展”的追求。“Mac让画面成为了自己的世界。”
图1 第一代Mac所使用的OS“System 1.0”（1984年）
以雅达利2600（1977年发售）和任天堂的Family Computer（1983年发售）为嚆矢，家用电视 游戏 机被设计成在没有操作系统和键盘的情况下仅凭简单的输入部件（ 游戏 手柄）和屏幕（电视）就可以完成所有操作。虽然 游戏 机所采用的CPU和PC相同（两者都是采用MOS的8bit），那些玩 游戏 机的用户们——当然其中必不可少地包含了玩具特性，都几乎不会有自己面对着机器（计算机）的感觉。对于电视 游戏 玩家来说，屏幕上的信息就是“世界”的全部。把 游戏 卡带的插拔等最低限度的硬件操作作为例外的话，在“背后”的机械和程序是完全不可见的。“界面价值”伴随电视 游戏 文化共同达到了一个高峰。
特克尔说，在“界面价值”所支配的屏幕上的思考和行为，都是“视觉的”、“具体的”、“拼凑的”。[5]以Mac为代表的图形用户界面PC发展了被称为“桌面比拟”的独特视觉语法和记号系统。“比拟”这一概念最初在被引入到PC世界中时是被作为向苹果公司的开发者提供“人机交互指南”（1987年发布）的。这份指南因为在开头大声宣扬哲学而被人所知。这里所提出的10条“一般设计原则”中最先被提出的就是“从现实出发的比拟”（metaphors from the real world）。[6]比拟一词在端口理论和人体工程学领域意味着“对应”。面对新道具和机器的用户们，只要用自身已知的知识和技能就能推导出其机能及使用方法，在这个时候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就是“对应”。今天GUI（用户图形界面）中标配的桌面比拟图标——比如公文包、文件夹、回收站等图案的使用就是其最大的特征。[7]
然而 游戏 文化的这种“对应”和PC界不同，是不成体系也没有系统的，但是仍旧在摸索中前进。让最初开始玩 游戏 的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孩子——就算连说明书都看不太懂也可以立刻开始游玩，是视频 游戏 （特别是家用电视 游戏 ）最为必要的设计理念。限于此， 游戏 机和及其软件所追求的“用户友好型设计”不仅和一般的工业制品等同，甚至会超越一般的要求。
例如，任天堂在1985年发布的《超级马里奥兄弟》（スーパーマリオブラザーズ）中，隐藏着道具的方块上有着“？”符号。如果顶一下的话，立刻就能明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只要顶一下带有“？”符号的方块后，方块就会变成四周被钉子围起来的固体，这时候即使再去顶的话也不会有反应的信息也会立刻传达给玩家。这种认知是一种“affordance”（功能可供性）的过程，它超越了文化和语言的屏障，达到了相当共通的程度。像这样的视频 游戏 ，为了让玩家不通过语言，直接感受“表象”世界的原理和意义，其实在背后凝结着高度的智慧和技术。[8]在“界面价值”得到完全发挥的 游戏 中，屏幕（画面）中的世界就是“全部”。用户体验对屏幕信息的依赖程度也远远高于其他的媒介（例如PC）。
图2 红白机版《超级马里奥兄弟》（任天堂，1985年）
因此，想要把视频 游戏 的设计思路也运用到其他领域的动向就自然产生了。 游戏 策划克里斯·克劳福德（Chris Crawford 1950-）1990年发表的论文《从电脑 游戏 设计中学习》中提议PC软件和界面的开发者们把着力点放置于图像而非文字，更为强调（对话性的）互动及使用除了键盘之外的输入设备等方面，应该更多地借鉴视频 游戏 [9]。另外，认知科学的开创者，倡导“以用户为导向的”唐纳德·诺曼（Donald Norman 1935-）评价道，可以预见 游戏 中的“通过重复失败来进行阶段性学习的设计”和“玩家自己可以直接控制自身行为”将会成为“未来电脑”的模型。他说，应该从视频 游戏 中学习“让用户看不到电脑系统”。[10]日本的 游戏 策划斋藤明宏把（1961-）创造了“即使没有参考手册，但能够进行本能的、直接感受的理解和操作”的“用户界面”与“即使有复杂内容但也能毫无压力地进行自然理解和阶段性学习”的日本视频 游戏 设计理念称为“GAME-NICS”（ 游戏 电子学），并提倡将这种界面和操作应用于医疗、福利和教育的领域，同时自己也开始如此实践。[11] 游戏 机和电脑之间分界线逐渐消失的现象，在苹果公司的iPad和微软公司的Kinect等最近的 科技 公司的产品倾向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2、赛博空间中“屏幕的双重化”——齐泽克与东浩纪对特克尔的批判
也许我们需要更为细致地观察在屏幕上产生的现象。事实上，在特克尔所提出的“界面价值”的概念下，赛博空间中主体的同一性（identity）在屏幕上是“一元化”的观点受到了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Zizek 1949-）和东浩纪（Azuma Hiroki 1971-）的批判。在齐泽克看来，特克尔的在赛博空间中界面就是一切；屏幕的“背后”其实一无所有的观点是错误的。特克尔相信：我们在排列着多个窗口的屏幕上“访问着多个自己”，其结果是得到了“多重但归一的自我意识”。[12]齐泽克认为特克尔忽视了拉康学派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所说的象征界中同一性的角度——或者原本是象征界和想象界的区别。根据齐泽克的说法，赛博空间中虽然有着“固有的象征机能”[13]，但它却正是拉康所说象征界理论的“翻转”。也就是说，相对于拉康所说的象征界的同一性是通过“否认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而选择相信象征性的虚构”[14]而达成的，处于赛博空间的我们也是通过“否认自己所拥有的（象征性）的知识，而选择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与此相对，东浩纪虽然评价说齐泽克对于特克尔忽视了想象界的同一性（屏幕）和象征界的同一性（屏幕背后）的双重构造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他不认同齐泽克所说的眼睛（印象）和知识（象征）的翻转，而是认为所谓的界面价值倒不如说是依靠相信语言而非眼睛、相信符号而非文字来得以维持的。[15]东浩纪列举了图标中的“桌面”及“回收站”作为例子，认为符号（还有比拟）的优势支撑了用户图形界面和假想现实的成立。他认为即使是视频 游戏 和动漫中的“现实感”也不是通过眼睛进行想象从而感受到的，而是主体接受了图像的象征性后才成立的，并没有发生齐泽克所说的“翻转”。因此，对于图形界面主体来说，象征界（虚构的逻辑）和想象界（模拟的逻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东浩纪对“界面价值”这一问题的解答是导入了“屏幕自身具有双重化”的新观点。在赛博空间中，“眼睛和语言、印象与信号，这些传递虚构性的信息和构拟现实性的信息共同罗列在屏幕上而为人所见。”[16]换言之，“界面的主体”是通过“一方面把屏幕上文字的排列和图像作为虚拟印象来处理，另一方面又把他们作为现实的符号来进行处理”而得以成立的。
3、视频 游戏 中“屏幕的双重化”（一）——图标与物体
近年来，在赛博空间论中所看到的“屏幕的双重化”的观点在考察视频 游戏 时也被认为很有启发性。本文不打算深入讨论齐泽克和东浩纪的论点，但因为在视频 游戏 的屏幕上也产生了某些“双重化”，而且还经常为人所忽略，因此笔者设定了和他们相同的问题，随后进行独自的论述。因此以下就是视频 游戏 的屏幕上所发生的“双重化”——或者不局限于“二”，是“多重化”——的产生，以及其是如何被所有的思想、概念、理论所记述和分析的，并以符号论的角度进行探讨。
首先笔者想从角色问题开始考察。这里所说的角色，不是指玩家的代理表象（替身，avatar）的各种特性，而是指在屏幕上因视觉而被认知的画像。不必多说，视频 游戏 在屏幕上所显示的角色是表示了除了其本身之外的某种东西的“符号”。本论文打算使用因为PC的用户图形界面被大众所知的“图标”（icon）来称呼它。所以，本文所说的“图标”并不限定于（查尔斯·桑德斯分类中的）“类似符号”，而是包括性地指代视觉上的符号。另一方面，视频 游戏 中的角色，是由于电子程序而被赋予了一定量（像素数）而呈现在屏幕上，也是作为玩家“操作”对象的“物体”（object）。这个因为电子程序而在屏幕上被描绘勾画出的物体，在玩家遵从着运算法则操作这个物体的情况下来成为一款 游戏 。比如说《超级马里奥兄弟》中的角色“马里奥”，在表示图3包装上的插图和图4真人版电影里的登场人物的意义上就是“图标”。（当然可以表示的对象并不只限定于这些……）然而“马里奥”同时还是一个由长16像素，宽12像素的正方体群所构成并登上屏幕（电脑程序内）的“物体”。玩家把这个“物体”当做在 游戏 世界中的“自己”，用谨慎的操作来进行 游戏 。这个作为操作对象（物体）的“马里奥”，并不一定要有一个在屏幕外的参照物（相似物）。在这个情况下，它就不是一个“符号”了。如果整理一下上面的说法的话，就是如下所述：
图标（表示屏幕外某些东西的符号）
物体（在程序内部及屏幕上被一定量和机能所定义的对象）
图3 红白机版《超级马里奥兄弟》的包装（任天堂，1985年）
图4 《超级马里奥 魔界帝国的女神》（1993年公布）DVD版的包装
图5 《超级马里奥兄弟》中的人物“马里奥”（长16 宽12的像素画）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是经常被同时感知到。可以说当出现在视频 游戏 的屏幕上时，物体常常就是图标，图标又常常就是物体。这也许与齐泽克和东浩纪所指出的屏幕的“双重化”——图像和象征——不是一回事，但这也确实可以被称为“双重化”。
视频 游戏 中的角色既是图标（符号），同时又是物体（对象）。这个事实或许并不需要特别指出也是不言自明的，但笔者认为在讨论两者的关系及关联方法上，却有着在其他的虚拟空间和媒介上所看不到的，属于视频 游戏 的独有特性。
图6 MS-DOS版《俄罗斯方块》（Academy Soft，1986年）
七个种类的方块
第二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大型角色”。“大型角色”就是使用了比通常更多的像素来描绘的角色，一般来说在视频 游戏 中，那些有着重要作用的角色会被这样描绘。“大型角色”的出场基本上都是被要求发挥作为“物体”方面的功能。原因就是“图标”本来就是和其物理大小无关，只是表示相同指示功能的东西——至少是从其作为符号的功能的角度来看——“制作大的图标”也是没有意义的。自然，对于这种观点，我们也可以预想到这样的反对意见：因为“大型角色”可以在屏幕上（ 游戏 世界里）更加给予视觉上的真实感，“所以把表示相对更大的角色的图标”引入进来。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想这样回答：在“屏幕（ 游戏 的世界）的真实性”还存有疑问的时候，大型图像应该已经失去了作为“图标”的功能。视频 游戏 史上最初的“大型角色”是在《太空战机》（1983年由南梦宫发行）中出场的“悬浮的巨大要塞”。（关于其起源其实还有可以讨论的余地，这里暂且打住）对于这款 游戏 的玩家来说，“悬浮巨大要塞”是作为难关而伫立着的“巨大物体”——这和图标不同，对于物体来说，“大小”是本质性的要素——然而它并不是指示 游戏 世界外部某个物体的符号或是比拟，它在屏幕之外完全没有真实性。在《太空战机》的街机版发售时所制作的海报中，作为玩家角色的飞船是以漫画图像出现的——也就是说这是“图标”的指示对象，而“悬浮巨大要塞”却是直接把其在 游戏 屏幕上的照片（像素图）直接粘贴了过来。这件事应该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吧。
图7 街机版《太空战机》的“巨大悬浮要塞”
图8 街机版《太空战机》的海报（南梦宫，1983年）
从以上的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游戏 角色在视频 游戏 的屏幕上被感知的时候，经常会突出其作为物体的一面，同时其作为图标的一面也没有消失。这是PC的图形用户界面和动漫等其他的虚拟空间里——可以看到认知的“双重化”在这里保持了调和——所不能看到的，可以说是视频 游戏 里的一种特有现象。论其理由的话，考虑到视频 游戏 基于计算程序的互动性 游戏 的本质的话，也许可以得到一定的解释。下一节笔者将论及另一个“双重性”，从而尝试揭开视频 游戏 的本质。
4、视频 游戏 中“屏幕的双重化”（二）——语义学与语法学
上一节笔者考察了视频 游戏 中角色作为图标（记号）和物体（对象）的两面性，当然，我们可以将后者和前者的概念总括起来，把它们都作为广义上的“符号”来讨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双重化”又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能够起到作用的就是莫里斯的符号理论。
查尔斯·威廉姆斯·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 1901-1979）在《符号理论的基础》（1938年出版）中将符号过程（semiosis）划分为语义学（semantic dimension）的维度、语法学（syntactical dimension）的维度、语用学（pragmatic dimension）的维度三部分，并将其分别作为符号理论（semiotic）的不同领域。其中语义学表示“符号和适用符号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语法学表示“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用学表示“符号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各自有分别的研究对象。
在莫里斯划分的三部分里，和图标及物体的两面性有关系的就是语义学和语法学。这里我们把二者的区分展开讨论一下，从而以如下的方式来定义视频 游戏 屏幕的“语义学的维度”和“语法学的维度”。
语义学的维度——屏幕内（ 游戏 世界内）的符号（角色）和屏幕外（ 游戏 世界外）的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
语法学的维度——屏幕内（ 游戏 世界内）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
使用这套区分方法，我们就可以用符号理论来将视频 游戏 中“屏幕的双重化”重新解释为“语义学的维度和语法学的维度的双重化”了。
笔者认为在视频 游戏 中最能够鲜明地体现出语义学维度和语法学维度之间区别的 游戏 类型就是 体育 游戏 。笔者这里就以棒球 游戏 的初期代表作《职业棒球家庭竞技场》（プロ野球ファミリースタジアム，1986年由南梦宫发行）为例。对这款 游戏 的新手玩家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对“飞”的处理。因为在空中飞着的棒球是不会在屏幕上显示的，玩家只能靠在地面上球的“影子”来判断球的位置。在二维的屏幕上用棒球的影子和SE（音效）来模拟表现“高度”是这个 游戏 的创新点。在 游戏 里，“接球”的行为可以替换为该 游戏 特有的行为——“追逐球的影子”或者是“让球的影子和角色（野手）的坐标重合”。 游戏 里在“玩”这个行为在现实中没有正确的对应物体的情况下，这种“行为的替换”虽然不是特别少有的事情，但在“飞”的处理上，这款 游戏 的“语义学的维度”和“语法学的维度”上的分歧却达到了最大化。这就是这款 游戏 的玩家首先会在这里受挫的原因。于此相对，在 游戏 中击球员击球的行为上——按手柄上的方向键来调整站立位置，计算时机按下按钮——两个维度的分歧是相对较小的。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实际的棒球运动中打球（挥动球棒）的时候所要求的身体上的动作的互换性较大而导致的。
图9 红白机版《职业棒球家庭竞技场》（南梦宫，1986年）
诚然，语义学的维度和语法学的维度是常常不可分割的，其中有一方缺失的话 游戏 都无法成立。在《职业棒球家庭竞技场》中， 游戏 规则和角色的功能和实际的棒球是相同的， 游戏 也设计成了希望玩过棒球的玩家能够把现有的知识和身体的动作直接运用到 游戏 中。相反的是，对即使是再会玩 游戏 的人，但如果不了解棒球——也就是之前从来没玩过棒球——的人来说的话，这个 游戏 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只论“接球”这个动作，此 游戏 是和任何现实里（的棒球）的行为都对应不上的。这是完全的语法学式的——也就是遵从此 游戏 世界里独自的符号关系——行为。此处在语义学的维度（“接球出界”）和语法学的维度上（“让球的影子和野手的坐标相吻合”）有这明显的背离。[19]
另外这两个维度的区别，也是揭示了提高视频 游戏 技术过程的关键。刚开始游玩某个视频 游戏 的新手玩家，通常都会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着手。也就是为了理解新上手的 游戏 的规则和目的，首先都必须要参照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体验——不管是运动还是解密。然而这只是玩 游戏 的基本条件而已，完全不能保证你能够“变成高手”。就好像实际在棒球场上善于接球的人（比如说专业的棒球选手）也不一定会在《职业棒球家庭竞技场》里能接好球一样。在语义学的维度一旦“下降”（就好像棒球下降），如果不能掌握（支配）好这个 游戏 语法学的维度，是不可能“玩好”这个 游戏 的。反而这种语义学上的认知会在玩 游戏 的时候经常成为一种阻碍性的“先入为主”。
图10 红白机版《内藤九段·将棋秘籍》（1985年由SETA发行）
图11 红白机版《任天堂黑白棋》（1986年由河田发行）
为了更加清楚地区分这两个维度，笔者想要把迄今为止在视频 游戏 中屡屡模糊使用的“真实性”这一概念做一个更加严密的定义。一般来说，当一个 游戏 被说“有真实感”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说其图像亮丽，正确对应着现实世界的设定等等。从如此区别来看，这仅仅是“语义学上的真实”。另一方面，“语法学上的真实”也是同时存在的。例如，某个角色（物体）的行为和动作在这个 游戏 运行时是否一直首尾一致，是否具有恒定性，必然性等和真实性相关的问题。具体来说，比如射击 游戏 中的“击中判定”和格斗 游戏 中“连招”的流畅性——“细节把握很到位”、“有去钻研的价值”，让玩家得以实在感受。鉴于视频 游戏 的本质就是互动 游戏 ，也就是玩家沉浸到 游戏 世界中的行为，因此语法学维度的重要性其实远远超过了语义学维度。如果忽视了语法学而只注重追求语义学的话，就会变成“看着不错，但是实际玩起来真无聊”的 游戏 吧。（笔者一直觉得这种 游戏 其实还不少……）
结语
本论文是沿着由齐泽克和东浩纪（主要是后者）提出的“屏幕上的双重化”的问题，使用符号论考察的同时又探讨了视频 游戏 屏幕上被感知的内容。最后笔者想要说明一下本论文还没有完全说明的部分以及今后的研究课题。
首先，本文留下了莫里斯的符号论中“语用学的维度”在视频 游戏 中对应的是哪部分的问题。如果将视频 游戏 屏幕当做符号过程的话，除去语义学和语法学之外，还应该存在语用学的维度。对此，笔者有着这样的假设：是否操作屏幕上的角色不仅意味着玩家自身实际上的行为，而是屏幕整个“符号体系”都被玩家控制的互动中，就已经包括了“语用学的维度”呢？
其次，依据本论文所说明的语义学维度和语法学维度的双重性——不仅是视频 游戏 ，而是更为广泛的一般的“ 游戏 ”——能否（再次）定义“ 游戏 ”呢？比如模拟驾驶和模拟飞行等，猛然一看确实和视频 游戏 很像，而且在技术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点，这些（ 游戏 ）是不能允许双重性的。理由当然是，如果模拟过程中的驾驶动作（语义学的维度）和实际上在路上行驶（或者是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在语法学的维度）有很大差异的话，也就不能成为训练了。然而， 游戏 不是“训练”而是“玩”。正因为是“玩”，所以在棒球 游戏 里对接球的处理方式可以和现实的棒球动作不一样。如果和现实的棒球动作完全一样的话，也许就会变成“没有意思的 游戏 ”了吧。甚至可以说，已经不能叫做“ 游戏 ”（玩）了。这个道理不仅限于视频 游戏 ，也适用于棒球等传统 游戏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语义学维度和语法论维度的差异和背离才让 游戏 之所以成为 游戏 。
再稍微把视野放宽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说“屏幕的二重化”并不是通过赛博空间才第一次为人类所经历的事物。例如在绘画领域就有以来为人所知的同样问题。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在《什么是文学》（1947年出版）中写道：“保罗·克利的作为符号同时又作为对象的绘画尝试，是一个伟大的错误”[20]，来批判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 1879-1949）。保罗·克利因常在自己的画作里加些符号而闻名，因此画面（被称为绘画的丰富物质对象）的秩序也就被扰乱，从而让观众的感知也变得混乱起来。萨特的批评点就在于此。所以，本论文在视频 游戏 领域对图标和物体之间区别的考察，必须也应该围绕视觉文化为中心，将此研究放在更为广泛的 历史 脉络中。今天玩视频 游戏 的孩子们，可以把杂然聚集在一台电脑屏幕上表示的符号分解成不同维度和层面（layer）的信息，然后立刻理所当然地获得其含义。我们在这里完全看不到萨特说的“感知的混乱”。这对于人类的感知 历史 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是留给笔者最大的问题。
（本文基于笔者2011年在日本符号学大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讲稿《视频 游戏 画面的独特性究竟可以用符号学的定义和记述到什么程度？》写成。笔者还将其摘要于当年六月十九日的“视频 游戏 设计和 游戏 剧本研究会”上做了口头报告《视频 游戏 固有的感性学及其捏造的轨迹》。在此期间的讨论中，笔者得到了众多的意见和帮助。谨在此致谢日本符号学会及各位成员的大力支持。）
注释：
[1] 雪莉·特克尔，《被链接的心——因特网时代的自我认知》，1995年。日暮通雅译，早川书房，1998年
[2] 同上，第43页
[3] 同上，第29页
[4] 同上，第44页
[5] 同上，第67至82页
[6] Apple Computer,Human Interface Guidelines:The Apple Desktop Interface. Reading Mass:Addison Wesley.1987,P.3
[7] 桌面比拟的符号论意义请参考以下论文。楠见孝，《界面设计中的比拟——从桌面而来的虚拟空间，开始回归语言》，日本设计学会编《设计学研究》第10卷1号（特集《设计和符号理论》），2002年，第64至73页
[8] 关于视频 游戏 里空间和运动的认知请参照拙文。吉田宽，《面向视频 游戏 的感性学》，多摩美术大学研究纪要第二十二号，2008年第183页至190页。吉田宽，《对于视频 游戏 而言的“真实空间”是什么？——以第三维度的表现技法为中心》，神户大学艺术学研究室编《美学艺术论集》第七号，2011年，第21至49页
[9] 克里斯·克劳德，《从电脑 游戏 设计中学习》（Brenda Laurel编《人性化界面的思考发散——以人为本的电子计算机》原著，1990）上条史彦、小嶋隆一、白井靖人、安村通晃、山本和明译，Person Education，2002年，第103至113页
[10] 唐纳德·诺曼，《已谁为本的设计？——认知科学家的设计原则》原著，1988年，野岛久雄译，新耀社，1990年，第300至306页
[11] 斋藤明宏，《 游戏 电子学是什么？——由日本发起称为世界标准的制造法则》，幻冬社，2007年，47页、49页
[12] 上引雪莉·特克尔著作，第367页
[13] Slavoj iek,” Cyberspace, or, How to Traverse the Fantasy in the Age of the Retreat of the Big Other”, Public Culture (1998) 10 (3): 487
[14] 同上，第498页
[15] 东浩纪，《网络空间为何被如此称呼？》，河出书房新社，2011年，第91页
[16] 同上，第92页
[17] 当然，这幅海报敢于将“悬浮巨大要塞”的截图（像素）原原本本复制过来，就是为了更进一步强调“在 游戏 里有巨大的敌方角色将要登场”。这个做法就体现了“巨大角色”作为物体性的优势。
[18] 查尔斯·威廉姆斯·莫里斯，《符号理论的基础》（原著，1938年），内田种臣、小林世昭译，劲草书房，1988年，第12至13页
[19] 笔者认为， 体育 运动视频 游戏 的语义学维度的制作要有实际体会过这种运动的经验，也要有通过媒体等“看”过这种运动的经验。这里暂且不表。
[20] 让·保罗·萨特，《什么是文学》（原著，1947年），加藤周一、白井健三郎、海老坂武译，人文书院，1998年，第40至41页。此次萨特对保罗·克利批判的重要性，可以参考以下论文。前田富士男，《保罗·克利的绘画宇宙》，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2年，第278页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