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持续了五十年，这个国本之争到底争的是什么？

万历国本之争，从万历十四年首辅申时行上疏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开始，到万历四十三年梃击案发生而彻底结束，前后共历时约30年，不是50年。
至于争国本的本质，目前有两种解读

万历十年（1582年），明神宗的长子出生，赐名朱常洛。虽然这个儿子是在意外的情况下到来的，因为不承认此事，神宗也多少被生母李太后训斥。但是这毕竟是自己的儿子、长子，对于不到二十岁的神宗来说，他的出生，怎么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尤其是前代皇帝中，因为没有儿子，从而导致世序断绝、皇统转移的例子（明代宗、明武宗），使得神宗在一段时间内对这个长子很是重视，不说多么钟爱，最起码有血脉相连的感情，和后继有人的欣慰。

自万历十年，至万历十四年（1586年），四年里，神宗只有朱常洛一个儿子（神宗次子万历十二年十二月生，出生当日即夭折）。对于口衔天宪的帝王来说，继嗣有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时期的朱常洛，绝对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得到包括神宗在内的皇室诸多人等关爱，日后被冷落厌烦的待遇，这时候绝对不存在。

万历十四年（1586年），深受神宗宠爱的妃子郑氏生下了神宗的第三子，赐名朱常洵。对于这个儿子，神宗爱屋及乌，异常喜欢，自诞育之日起，就爱不释手，关怀厚待比之长子朱常洛强过万倍。其母郑氏更被册封为皇贵妃，统摄六宫（神宗王皇后身体欠佳、低调谨慎，存在感很低）。

自皇三子出生后，神宗对于这个儿子的态度，以及对于长子的态度，有着鲜明对比，而且还有传言：神宗偕同郑贵妃，已经偷偷到大高玄殿盟誓，将御书誓册祷告上天，存在匣内，交给郑贵妃，约定立朱常洵为储君。

越过长子，立三子为储君，这是公然违背大明祖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而接受了传统儒家封建礼制教育的文臣们，也势必坚决反对皇帝的这一举动，大明之后的诸多重大政治危机，皆因此而起。

因为储君为国家之副贰，社稷稳定之根本，所以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大明储位争夺，就被叫做“国本之争”。

发觉皇帝有越次另立储君的意图后，以内阁首辅申时行、次辅王锡爵为首的文臣们，在维护礼制、敬天法祖的理由驱使下，意图规劝神宗，促其改变意志，遵循法度，以顺应儒家礼法、及大明祖制。

表面上，诸臣规劝皇帝遵循祖制，按照礼法册立储君，是维护社稷稳定、尊崇皇权的表现。实际上，自宣德以来，由于内阁制度的逐渐完善，使得文臣渐渐掌握了部分朝政权力，对于皇权的限制性也越来越强。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以礼教规范至高无上的皇帝，按照礼法循规蹈矩的展开道统，而实际治理国家的法统解释权应该又文官们来执行。也即是皇帝不应随心所意地实施自己的意愿，皇帝的意志应当在制度之下适当地彰显。

而神宗抛开礼制，意图按照自己得好恶来决定皇储人选，无疑是违反了君臣都应共同遵守的制度。这是文臣们不能容忍的，必须使得皇帝取消这个念头，才能使大明朝堂恢复正常的秩序。

于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首辅申时行上奏神宗，要求早日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早定国本”，自这一年起，历时十五年的“国本之争”，正式拉开帷幕。

在接到首辅的奏本后，年轻的神宗不予置否，推脱说自己年纪尚轻，皇子也年幼，过几年再说。对于皇帝这明显属于敷衍的回答，文臣们十分不满，接二连三地上疏，督促皇帝遵从祖制，早定储位。

神宗对于诸臣的逼迫，在这之后总算是有了清醒认识，但是他自然不会轻易地屈从于臣子们，对于辅臣们当然要客气点，但是诸低阶文臣们，那没有客气可讲。于是神宗一面搪塞内阁辅臣们，一面将上疏的科道部员们统统贬官远窜，打发得远远的，以此来威慑诸臣，不要冒犯皇权。

！

但是文臣们绝不会轻易地罢休，为了维护“忠义道统”，以首辅申时行为首的文臣们，锲而不舍的穷纠此事，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再次联名上疏，要求皇帝正视建储之事，早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神宗面对辅臣们的纠缠烦不胜烦，脾气也上来了，于是据不接见辅臣，并将奏疏留中。见皇帝耍起了无赖，各位内阁大学士一是气愤、二是担忧不能约束皇帝随性而行。

于是阁臣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四人统统上辞呈，请求皇帝免去自己的官职。有明一代设立内阁以来，这还是头一次有内阁辅臣们集体辞职，朝野震动。

神宗无奈之下，只得出面劝慰，并宣布或者是明年，或者等皇长子十五岁时，再行册立之事。好歹安抚了诸辅臣，不至于闹出全体大学士辞职回家的大笑话。

但是第二年，也就是万历十九年（1591年），有工部官员向皇帝奏请准备册立皇太子礼仪时的准备事宜，被神宗以不得奏扰的名义罚俸，群臣这才明白又被皇帝涮了。于是首辅申时行等人上疏，以神宗起先所承诺的话语来表示反对惩罚。神宗怒气迸发，拒不收回诏令。

申时行为了调和君臣矛盾，暗中奏疏，表明居中维护的意思。但此事却被捅出，以捍卫礼教祖制为己任的科道诸臣们于是讥笑弹劾首辅申时行阿谀讪君，毫无骨气，名誉扫地的申时行只得黯然下台，辞职后返乡，再不趟这浑水。

同时，拱倒了首辅的文官们再接再厉，数百人齐聚左顺门，跪地恳求（要挟更合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神宗因为疏忽，致使原本可以争取的首辅被迫辞职，自己恼怒异常，再得知文臣们继续逼迫，得寸进尺，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于是下令将上疏官员按照罪行大小处理，或罚俸、或罢官、或流放，跳的最高的则施以廷杖。礼部尚书洪乃春为首的几个言辞激烈的官员，则以“窥探宫闱、目无君上”的理由，拖到午门外廷杖六十。洪乃春因此抑郁忧愤而死。

万历二十一年（1993年），在拖延了两年之后，文臣们再次就册立太子之事向皇帝奏请早日决断。而神宗对于臣子们的不断逼迫则产生了不可抑制的逆反心理，他感觉到自己作为皇帝而拥有的乾纲独断的能力在不断的被冒犯和削弱，所以就是不予批准。因此，皇帝和文臣们的交锋愈演愈烈。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为了反击文臣，神宗以手谕形式，给首辅王锡爵下达诏令，要求内阁安排流程，将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此时神宗第五子朱常浩已生）并封亲王，然后在其中选取贤者为储君，其实就是耍花招，把皇长子的天然优势拉到与其他皇子一样的水平，再图以后操作。

王锡爵得到诏令后，既怕按照皇帝的意思行事，会招致科道御史言官们群起而攻之，又怕和皇帝顶牛，致使龙颜震怒，首辅位置不保。两难之下，于是向神宗建议由神宗王皇后收养皇长子，然后以嫡子身份册立太子。神宗不予应允，还是坚持并封三王。

消息传出后，朝堂大哗，诸臣既是气愤皇帝出尔反尔，又是恼怒首辅居然不能坚持礼教原则，皇长子为太子的合法性被首辅这么一弄，岂不是明说还需补流程，不具有优先权。

于是王锡爵被群起攻之，弹劾奏本如雪片飞溅。无奈之下，王锡爵只得自己请辞，重蹈前任申时行的覆辙。神宗在全体文臣的发对和不配合下，也无法坚持己见，只得收回三王并封诏令。

万历二十一年 ( 1593)闰十一月，在君臣激烈争论了六七年后，拗不过文臣的神宗，只得先答应了皇长子“明春先行出阁讲学礼”的要求，暂时中止储位之争。文臣们争取到了皇长子出阁读书，意味着稳固了其继位的合法性，取得了对抗皇帝的初步胜利。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十二岁的皇长子终于得以出阁读书，以长子身份举行了接受教育的仪式，基本上肯定了预备皇储的地位。但是神宗还是不甘心，在群臣们反复上疏要求立储的情况下，以“皇后正当盛年，朕待嫡子降临”的理由，就是不同意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神宗王皇后身体羸弱，为人低调，在生了皇长女后，再也没有生育）。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皇长子已经十四，到了大婚的年纪。礼部官员向神宗请求颁布皇长子大婚礼仪。因为礼部官员知道，皇长子身份特殊，又没有太子的名份，如以藩王之礼举行大婚，则有礼仪不符之嫌；如果以皇太子身份举行典礼，没有皇帝的首肯，僭越之心是跑不掉的。所以礼部官员不肯背锅，把决定权踢给皇帝，要他发表意见，也是逼皇帝摆明立场。

神宗对礼部官员的心思心知肚明，自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以国家用度过多，又正在对外用兵的当口（此时正逢明军出兵朝鲜，讨伐侵朝的日本丰臣秀吉政权），经费不足，皇长子婚礼延后举办。堵住了朝臣们借此逼自己表态的口实。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因迟迟不予就太子册立之事给出最终答复，文臣们再也忍不住，于是，齐聚文华门，上疏神宗，要求皇帝依照祖制，册立太子，早定国本。

“九卿、科道、都督府等衙门各具疏诣文华门，恭进候旨，必得命乃敢退。”

而与文臣们拉锯交锋了十几年的神宗，也终于明白了祖制、宗法的威力，自己随心所欲的更立储君，看来是办不到了。只得答应，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这其中，神宗的生母李太后，在册立皇长子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皇帝和大臣们顶牛的过程中，作为太后的神宗生母李氏是站在文臣们一边的，她对孙子们没有什么偏爱，而皇长子是第一个孙子，按照礼制，立长子为储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万历二十六年，某一次神宗到李太后宫中请安侍奉的时候，李太后问起了迟迟不能确立的太子册立之事。

面对母亲，神宗终于说了实话：“他（指皇长子）是宫女的儿子，不宜继承大统。”听见这话，李太后勃然大怒，摔了茶杯，大声说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神宗惶恐，赶紧跪地赔罪，久久不敢起身。

（李太后当年就是神宗之父、还是裕王身份的朱载垕府中的一个普通宫女，被穆宗临幸，得以生下神宗。）

-----“孝定太后，神宗生母也.....帝入侍，太后问册立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明史》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十五年的君臣反复对抗中，又有生母的干预下后，神宗终于向文臣们妥协，不再坚持己见，下达了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的谕旨。

这一年冬天，虚龄已满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终于成为皇太子。同时，皇三子朱常洵也被册封为福王，藩国洛阳。历时十五年的国本之争，终于以文臣们的胜利而落下帷幕。

国本之争，文官们最后取得胜利，标志者明末时期君权已经被严重削弱，文臣权力及影响力大大增强。“君弱臣强”已经是事实存在的现象。自此皇帝再也不能轻易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实现对内外诸事的大权独揽，皇权受到了臣子以祖制、礼法为依仗名义的限制。

对于神宗来说，他反感、痛恨文臣们对自己至高无上权力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最终却在宗法祖制的支持下，获得了实质上的胜利。这使得神宗对于治理国家感到厌倦、自信心受到打击、对自己的权力真实性感到灰心。

最后，神宗放弃了作为国家至尊应该尽到的义务，以“消极怠工”来对抗及报复冒犯他的文官政府，数十年不视朝，不御讲，不郊、不庙，不批章疏，不补缺官。大明的朝政运行陷入无序状态，混乱不堪。

在国本之争中，文官中因各自立场不同，也产生了各种利益集团，他们也结成朋党，各自抱团，争权夺利，明末政治愈发败坏和混乱，朝纲紊乱、政治角逐越演越烈，国家在无休止的内讧中耗尽元气，走向衰败。最终，在内部爆发的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下，国家最终灭亡。这一切，都起源于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在这场争斗中，没有最后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