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镜和李绂,恰好代表了两类人。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没有功名,但做事雷厉风行,执行力极强,属于实干派的代表。
李绂呢,不仅是进士出身,更因为文章出众,被尊为清流的领袖,属于清流派的
历史上的田文镜与李绂,都是雍正皇帝非常信任和器重的大臣,前者坐拥雍正为其专设河南山东总督一职,而后者则是位居直隶总督的高位,可以说这二人均为节制一方、手握大权的封疆大吏,权势与地位旗鼓相当。
然而在雍正三年(1725年)的时候,这两位雍正宠臣之间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朝堂“冲突”,即便是雍正数次从中斡旋调解均未能消弭两人的矛盾,田文镜与李绂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只不过这场“冲突”最终的结局是田文镜大获全胜,李绂则遭到了罢官夺职的处罚。究其原因,除了这一时期的雍正对于田文镜极度的偏袒和爱护外,李绂在整个过程中多次触碰雍正的敏感神经,无疑也注定了他只能以失败收场。
田文镜在河南的“酷吏”作风,引发了李绂的不满。
历史上的田文镜,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的仕途,他是监生出生,也就是靠着其祖上的功绩获得了入仕的资格,从而进入到官场之中。
而也正是因为他监生的出身,塑造了田文镜不同于其他科举出身的官员的做事风格。
一方面,田文镜不会顾及门第出身,不在乎官场规则,也不讲求情面,他一直以来都是雷厉风行,敢于挑战既得利益集团,这就使得他能够不畏权势、不惧困难,很好的推行了雍正的“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等一系列“新政”,成效极为显著,同时也得到了雍正的赏识与信赖。
另一方面,田文镜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缺乏对于读书人和地主士大夫阶层足够的尊重,因而他经常用重典强制推行雍正的“新政”,特别是在推行“士绅一体当差”的时候,对科举出身的官员和士绅更是横加指责,经常性的上疏弹劾,甚至纵容手下官员对读书人进行打压与迫害,这就引发了河南地区士大夫阶层的“众怒”。
雍正三年(1725年),李绂从广西巡抚升任直隶总督,途经河南的时候见到了田文镜及其属下对于读书人的“暴行”,于是心生不满。
要知道,李绂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内阁学士等职位,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家,在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之中也享有极高的声望。
起初的时候,李绂本着为河南人读书人鸣不平的态度,找到田文镜,希望其有所收敛,但是遭到了田文镜的严词拒绝。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绂义愤填膺,正式向雍正上疏弹劾田文镜。
“身任封疆,有意蹂践读书人。”
而田文镜在得知此事后,也随即上疏弹劾李绂,两人之间的矛盾就此激化。
“田李争斗”,田文镜大获全胜。
雍正在见到两人相互弹劾的奏折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头疼,毕竟这二人都是自己的宠臣和重臣,于是,雍正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双方都进行了一番训斥,希望通过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来缓和田文镜与李绂之间的矛盾。可令雍正没有想到的是,二人丝毫没有就此收手的意思,反而继续相互弹劾,关系已然降入冰点,甚至说到了一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境地,即便是雍正的数次进行斡旋调解,双方丝毫没有和解的迹象。
然而,这个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让胜利的天平就此倒向了田文镜一边。
第一件事情,就是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等人也在这个时候上疏弹劾田文镜,控诉田文镜的“十大罪状”。
如果说是其他地方的官员弹劾田文镜,雍正还不会如此警觉和反感,可偏偏这个时候的浙江地区先后爆发了汪景祺的“《西征随笔》案”以及“查嗣庭科场试题案”这两起“文字狱案”,为此雍正还下令暂停了浙江地区的科举考试,此时的浙江无疑是雍正心中最为敏感的地区。
因而,当以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为首的一众科举出身官员,打着为河南读书人鸣不平的旗号弹劾田文镜的时候,很自然的就让雍正联想到了这就是读书人在“缘结朋党”,祸乱朝纲,这无疑使得雍正对于李绂也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第二件事情就是九阿哥胤禟之死。
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正式对他当年在“九子夺嫡”之中的重要政敌兄弟九阿哥胤禟动手,革去了他的黄带子,削除宗籍,改名为“塞思黑”,并命李绂将其囚禁于高墙之内看管。根据徐鑫先生《雍正帝陵历史之谜》之中的记载,胤禟在圈禁期间遭受到了极为残酷的折磨与迫害。
“被押入四面加砌高墙,重兵把守的囚室。雍正皇帝下令,除下贱饮食以转拥送人外,一切笔、墨、床、帐、书、字、便冰一块,汤一盏,亦不得给予。时值酷暑,墙高房小,胤禟铁锁在身,手足拘禁,时常昏迷,其家人用冷水喷渍,逾时方醒。很快,随胤禟前来的4名家人,也被隔离圈禁,胤禟的生活更加不堪。”
在被圈禁了三个多月后,胤禟死于禁所之中。
然而,关于胤禟去世的消息,李绂并没有用公开上疏的形式通报朝堂,而是直接用密折的方式向雍正进行了汇报,随即引发了雍正震怒。
当然,雍正的震怒也是有原因的,毕竟李绂通过密折的形式进行汇报,无疑就是在表明,胤禟被折磨致死是雍正的旨意,这样无异于是将雍正置于一个非常不利的舆论境地。毕竟不管是雍正真的有意害死胤禟,还是李绂为向雍正“邀功”主动为之,雍正都不会想主动背上“杀弟”的骂名,可李绂的举动无疑是将所有矛盾的焦点聚集在了雍正身上,雍正怎能不对李绂极度愤恨。
就这样,雍正在“田李争斗”之中,选择偏袒、支持田文镜。
雍正五年(1727年),李绂被庇护、私党等21款罪行,被罢官议罪。
至于田文镜,雍正非但没有对其进行任何的处罚,反而对其进行了极尽的安抚。
“此事朕已洞悉原委,你一些不必系念。只要自己信得,乃可对天地神明,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了。”
这场“田李争斗”也就此落下了帷幕,毫无疑问,田文镜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总结一下李绂在“田李争斗”中最终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此时的田文镜正在最为得宠的时候,尽管李绂也非常的为雍正所信任和器重,但较之于田文镜还是有所不及的,在这个时候主动弹劾田文镜,无异于是在质疑雍正用人眼光,打雍正的脸。
其次,田文镜在河南推行雍正的“新政”颇有成效,这是最令雍正所满意的,而相比之下,田文镜因此得罪了读书人和地主士大夫阶层,雍正反而看的很轻,换句话说,李绂弹劾田文镜的罪名,雍正根本没有当一回事。
再次,就是李绂“运气”非常的不好,碰上了谢济世这样的“猪队友”,反而给自己帮了倒忙,引发了雍正的警觉,再加上李绂自己在处理九阿哥胤禟之死的事情时,过分的想要明哲保身,撇清自己身上的责任,从而使得雍正对其极度不满。
于是乎,李绂就此被雍正罢官,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皇帝登基之后,李绂才得以被重新委以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