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八路军第115师整编7个教导旅，为何称“教导旅”？

1938年3月，第115师师长林彪意外中枪重伤，部队由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继续在吕梁山区对日作战，不久接到了支援山东抗日战场的任务。说明一下，在115师主力东进之前，我党领导

教导旅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是在玩文字游戏。这和当年“志愿军”的称呼，如出一辙。

为什么会有“志愿军”的称谓呢？

当年毛爷爷就说过，我们不跟他国宣战，我们的人民是志愿参加战斗，这是民间的事，不是国与国的事。

结果，志愿军这个名称一出，果然让老美蒙了。他们以为，这就是一股小规模的民间人士。没想到，遇上的却是正规军。

等他们反应过来，“志愿军”只是一个名称，并不是它实际的意义的时候，两次战役都打完了。

也正是由于“志愿军”这一混淆视听称呼，让美国吃了个哑巴亏。

115师“教导旅”，同样也是一个迷惑人的称谓。

当年，老蒋就给了八路军3个师的编制。而且还是丙级师，一个师只有两个旅，每个旅只有两个团，满员才12,000人。

但老蒋的嫡系可都是甲级师，每个师下辖三个旅，每个旅三个团，满员编制3万人。

老蒋前期，确实也是以3个师的编制，来发放给养，意图限制我们的壮大。

但是，我们出于长远考虑，不可能将人员，压缩在这3个师的编制内，那样只会对自己不利。但如果扩编太快，又会导致老蒋的怀疑，从而引出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115师在扩编之后，就成立了7个教导旅。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专门训练新兵的教导员，组成的7个非战斗编制。但实际上，这7个教导旅，就已经是115师的正规军了。

这在当时，对日军和老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迷惑作用。他们一时也摸不清，我们的主力到底有多少人。

其实，这在《亮剑》中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李云龙手下都七八千人了，都快赶上一个师的编制了。可李云龙依旧是个团长，对外宣称仍然叫独立团。

因为按照一般人的思维，一个团的人数，顶多就2000人，编制确实不大，还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格外重视。但是，要对外宣称扩编了一个独立师，那可就麻烦了。

在115师进入山东以后，与八路军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后来，115师与山东纵队合并，番号依然为115师。

但整编后的115师，发展为7个教导旅，一共7万余人。

这在原来的编制上，翻了5倍都不止。为了不过早地暴露实力，这7个旅都没有正式编制。

第1旅旅长彭明治，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3年5月10日去世。

政委朱涤新，参加过长征，曾担任115师政治锄奸部部长。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平型关战役。1955年，朱涤新已经是地方干部，未参加授衔仪式。2002年1月3日去世。

第二旅旅长曾国华，广东五华人，早年参加粤军，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年加入红军，参加过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8年1月3日去世。

政委符竹庭，江西广昌人，参加过长征，曾担任红一方面军第2师政治部主任。1943年11月26日，在滨海军区机关驻地遭遇日军，身负重伤，不幸牺牲。

第3旅旅长杨勇，杨勇是湖南浏阳人，参加过长征。55年授予上将军衔，1983年1月6日去世。

政委苏振华，湖南岳阳人。抗大毕业，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115师343旅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9年2月7日病逝。

第四旅旅长邓克明，湖南安化人，参加过长征，55年，授衔为少将军衔，1983年10月28日去世。

政委张国华，江西永新人。早年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115师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张国华被授予中将军衔。1972年病逝。

第五旅旅长梁兴初，江西吉安人，参加过长征，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1980年10月5日去世，享年73岁。

政委罗华生，湖南湘潭人。参加过安源工人运动，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参加过长征，担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在抗日战争时间，担任过115师教导五旅政治委员，新四军独立旅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1年9月6日病逝。

第6旅旅长邢仁甫，河北盐山人。1943年，邢仁甫投靠了国民党。1944年，邢仁甫又投靠日寇，当了汉奸。1949年被我军抓获，1950年被枪决。

政委周贯五，江西吉安人。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时期，任115师343旅政治部锄奸科科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7年3月29日病逝。

第7旅旅长韩先楚，湖北黄安人，早年参加过长征，担任过115师344旅668团副团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1986年10月3日病逝。

政委赵基梅，湖北麻城人，早年经历过长征。曾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独立游击队队长，兼第五军分区司令。1947年8月，赵基梅任江汉军区司令员，但不幸在1947年12月17日，病死在随县三里岗，年仅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