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和郑成功都曾“统一”台湾,但历史地位却相差很远。众所周知,郑成功是毫无争议、“收复国土”的民族英雄,而这个人却被主流价值观斥之为“小人”而不被认可
背郑降清的施琅到底是英雄,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臣?
坊间有三种声音。
肯定派认为施琅是民族英雄,理由是他收复台湾,功在千秋。
否定派认为施琅是汉奸败类,理由是他两度降清,背信弃义。
中间派认为施琅虽然在大节上有所缺陷,但他的功业配得上英雄之名,功过两分,特定时期的特定历史人物没有必要非黑即白地评价。
之所以有这样的争论,关键源头就在施琅两次降清上,咱们不妨来看看他怎么就两度降了清?
施琅早年是郑成功老爹郑芝龙的部下,郑芝龙降清后,他跟着也就降了清,客观地说这属于盲目草率地追随领导,忠诚有余,个人主见不足。
但施琅又不属于死忠的那一类,随郑芝龙降清不久,他似乎又醒了,觉得家国大义大于对领导的忠诚,加之并不看好降清后的处境,于是他脱离清军加入了郑成功反清的队伍。
因为军事才能出众,郑成功很赏识施琅,不仅引为亲信,而且给予了极高的待遇。
谁知道,因为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两人后来竟然就闹僵了。
这事缘起一个叫曾德的逃兵。
此人临阵逃跑被施琅缉拿归案后,郑成功下令不许施琅擅自诛杀曾德,哪知道将令未到,施琅已经将曾德斩首示众了。
郑成功属于霸道总裁的性格,得知施琅擅自做主,不等将令,勃然大怒,可施琅的性格也很刚硬,被郑成功不留余地地怒斥后,他干脆炒了霸道总裁的鱿鱼。
客观地讲,两人都有不妥之处,缺乏各退一步好好沟通的雅量。
接下来郑成功的反应更霸道总裁,得知施琅出走,盛怒之下,他下令斩杀了施琅的父母和弟弟。
结下如此深仇,又走投无路,施琅便二度降清,成了郑成功的劲敌。
站在人之常情的角度,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时的世人却不这么看。
虽然当时的清廷已经入主中原,但并未解决中原人心的问题,尤其在明朝遗民看来,施琅这种两度降清的举动就是叛主、变节。
但在另一些与时俱进、心界更宽、眼界更广的人看来,因此就将一顶叛徒、汉奸的帽子扣在施琅的头上,这是不公平的。
尤其是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角度。
中原改姓这已是事实,清廷很大程度上已事实代表了中国,在这种历史现实和潮流下,施琅帮助清廷收复台湾,与其说是为清廷做贡献,不如说是为中国做贡献,为历史潮流做贡献。
这难道不是功大于过。
这难道不是英雄之举。
这么说,有人依旧不认同。
理由是什么呢?
台湾是施琅的故土,他利用自己对郑军内部军机秘事的熟悉,训练不识水性的清兵,并带领清兵攻打防线最薄弱的澎湖岛,这难道不是引狼入室,不忠不孝?
而从双方势力的角度讲,清兵兵力强而台湾兵力弱,引强兵杀弱主,这难道不是恃强凌弱,不仁不义?
如果非要将这两种看法摆在一张桌面上讲,站在国家的高度,施琅应该算作英雄;站在中国传统伦理角度,施琅应该算是小人、叛徒。
这大概可以算是一分为二的评价,但如果再较个真,施琅是英雄的比例大还是叛徒的成分高?
毫无疑问是前者。
这么说是有理由的——收复台湾的不仅是施琅,在台湾弃留之争中,力保台湾的也是他。
正是因为施琅对台湾熟悉,所以他看到了故土的价值,所以这才有了他在台湾弃留之争中的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台湾设府。
站在宏大的历史角度,施琅小节有失,大节有功。
算得上不完美的英雄。